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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字少卿）的一封信，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之外的一篇不可多得的“雄伟奇谲”的名文，历代评论家对它推崇备至，称之为“天下奇文”、“百代伟作”，认为它可与《离骚》“抗衡千古”。一篇书信，赢得如此崇高的赞誉，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如此真切地表达了作者司马迁的那种激扬喷薄的思想感情，是“为情而造文”的典范。通观全篇，作者把满腔复杂的思想感情宣泄得淋漓尽致，其高超的抒情艺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一
人们历来推崇司马迁“文有奇气”。读《报任安书》，确实深感其中蕴含着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奇气。这种奇气，是由作者蓄积已久的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和内心的强烈感受所凝聚而成的，在字里行间就表现为忧愁幽思和激愤慷慨，其忧愁幽思与屈原《离骚》一样，是从其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和压抑无告的悲惨处境中产生的。其激愤慷慨，源出于作者对黑暗现实的强烈谴责和决心洗刷耻辱的坚强信念。由于这股奇气时时在胸中回旋激荡，故一当遇到触动，就不觉汹涌流出。司马迁这封信本来不过是回答任安“推贤进士”数语，然而竟一气写成三千余言，不仅诉说了自己惨遭不幸和精神上难以形容的苦痛，揭露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和是非颠倒，表达对统治者的决绝态度，而且赞颂了许多境遇悲惨而德才不凡的历史人物，表明自己发愤著书、雪耻传名的顽强意志。司马迁由于在李陵事件中为李陵说了一些辩护的话，从而遭到了可耻的腐刑，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他并没有停止在愤怒上，而是还在此基础上对所要加以叙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一部中国通史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是司马迁之所以不仅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原因所在。鲁迅先生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司马迁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记》这部巨著“长歌当哭”的，也正是在“痛定之后”，在《报任按书》中，用大量的带着激情和理智的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描绘与分析，诠释他的“发愤著书”思想的，正因为如此，《报任安书》全文，情深理至，字字血泪，声声关情，是愤怒的抗争，是灵魂的呐喊。虽然愁思欲绝，但昂扬激越，不可阻遏。“史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史记》，盖一生心事 ，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孙执升评注《昭明文选》），作者长久郁积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汪洋，其磅礴气势，令人惊叹。
二
司马迁无意做矫饰文字，但三言两语又无法说清内心的痛楚与愤激，所以就一一如实道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充分表现出笔力的雄健。作者的思想感情十分曲折复杂，只有依靠高超的抒情艺术技巧才能淋漓尽致地将它表达出来。在《报任安书》中，作者处处表现出历史学家的博大精深，又表现了文学家的富赡雄丽，叙事条畅，议论透辟，旁征博引，上下驰骋，充分体现了他雄深雅健的抒情风格。如文章第四段在描述作者对生与死的选择时，铺张扬厉，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综合论述。首先，从家庭的社会地位低下谈起，说明自己向来被“主上”和“流俗”所轻视，避辱而死就将比鸿毛还轻，因此表示要“自重其死”，这是第一层。接着，作者运用对比、比喻、引证历史材料等多种手法论述了受辱之难堪。他先将“辱”与“不辱”鲜明地分开，然后又把受辱按程度不同分为数等，说：“最下腐刑极矣！”竭力突出受腐刑之不可忍受。随后，又以猛虎一旦落进槛�之中也不得不摇尾乞食为喻，大肆渲染下狱受辱之恐怖。到这时，作者感到意犹未尽，又一连举出历史上周文王、李斯等九个“皆身至王侯将相”的著名人物为例，说明一旦“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也不得不受尽羞辱这古今一样的道理。这实际上是劝人要宁死不辱，这是第二层。先讲不能死，后讲不能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第三层是对生与死作出选择。先说一般人都怕死，但因激于义理也有不怕死的，这是一层曲折。接着又说自己并非贪生恶死之辈，但又何至于受辱呢？这又是一层曲折。文章至此才最后揭开自己“不得已”而苟活的原因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样，作者一支健笔，由今及古，由人及已，从正到反，真是纵横捭阖，任意挥洒，把不甘受辱而终于受辱，想引决而终未引决的痛苦选择讲得清清楚楚，把是死是活，是荣是辱说得利害较然，文章也达到了神完意足的境地。
三
孙月峰评价《报任安书》说：“粗粗卤卤，任意写去，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觉其奇肆，而不得其构造锻炼处，古圣贤规矩准绳文字，至此一大变，卓为百代伟作。”《报任安书》的章法结构虽然并非经过精心构思和反复锻造，但因为它正好适应所要表达的曲折复杂的情理，所以“风神横溢”、“跌宕不群”。
此信借水行舟，排解胸中郁结，但是由于所积甚厚，故反复咏叹，宣泄不尽。加上作者又采用欲言又止，止而又言的矛盾形式，更使文章显得跌宕起伏，迂徐反复。作者在接到任安来信时，没有马上回信，这好像就是不愿吐露心曲的一个迹象，但一俟动笔，仿佛是打开思想的闸门，长期压抑着的悲愤千头万绪涌上心坎，尽管作者“欲说还休”，但这无异于抽刀断水水更流，终难遏抑。作者在申诉下狱受辱一事后，满腹心酸地悲叹到：“尚可言哉！尚何言哉！”已表示旧事不堪重提。可是无辜受刑的冤屈又怎能咽得下去？于是说：“且事本末未易明也”，禁不住从头作一详叙。等到把出于公心为李陵辩护，而竟遭大祸的伤心事讲完，作者还是说：“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想再一次收束，转移话头。但是，由于作者还没有把内心的秘密尽情吐露，所以在又一次停顿蓄势，预为铺垫之后，感情的洪流一发不可收拾，终于像钱塘江怒涛一举涌上江堤，彻底将受辱不死，著书自见的真实心迹大白于天下。“于欲尽处力为控勒，于宜伸处故作停留”（林纾《春觉斋论文》），决不一气泻尽，直至把全部事理说得透彻畅尽后才肯罢休，全篇文字血脉通畅，环环紧扣，而又有无数的腾挪变化。
四
行文流畅，语言生动，骈句、散句自然错落，排句、叠句时有穿插，使本篇在散文形式上独具一格。作者是一位语言巨匠，在修辞、节奏、音韵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与思想感情相配合，此信的文辞极其优美动人。作者特别善于运用排比手法，信中出现了大量的排比句，有的以两句、三句为一套，有的以五句、六句为一套，甚至有九句连用的。“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超长的铺排，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那深沉的悲愤之涛，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倾注而出，自能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正是司马迁强烈的感情，影响着行文的章法、句式。铺陈的大量使用，使得本文气势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心中的悲愤，借此手法喷涌而出，一气贯注，势如排山倒海，奔腾激荡。在描写李陵率军与匈奴力战场景的一段，共一百二十九字，长句短句相间，文字劲健，有如急流飞瀑，气氛紧张急促，几使读者凝神定气，屏声绝息。
《报任安书》被誉为“天下奇文”是当之无愧的，千年以来，无数读者正是通过这封书信，想见其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形象，想见其写作的艰辛与坚毅，想见其“重于泰山”的人生信念与坦荡胸怀。它是我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卓尔不群的抒情艺术更给后人以丰厚的滋养和深刻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