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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无论是开民智的“画报”，还是张女权的“女学”，上海都走在北京前面。不谈细枝末节，就讲声名显赫者，1884年5月8日创刊的《点石斋画报》，还有1898年5月31日正式开学的中国女学堂（即“经正女塾”），都让历来高傲的北京人瞠乎其后。虽有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立），谈论作为新学代表的报章、演说以及女子教育等，北京人都没能站在潮头。有1864年创立的贝满女子小学，可那属于传教士的事业。
要说北京民智之开，庚子事变是个重要的转捩点。“当兹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两宫仓促西狩。怠和议告成，土地割让，主权丧失，国民为之震惊，志者为之愤慨。人人发愤求强，深识者咸以振兴教育，启发民智为转弱图强之根本。”一时间，北京城里，出现了民间办学、办报的热潮。在这中间，彭翼仲之“愤国势之衰颓，毅然辞官，创办画报”（《启蒙画报》，1902），便成了标志性的举措。至于“一时文明女子，都欣欣的报名入堂，北京有女学堂，学界有女学生，从此起”的，当推沈钧及其夫人创立的豫教女学堂（1905）。
晚清京城里的兴女学，固然令人振奋，但绝非《女子权》等小说描写的那样轰轰烈烈。倒是与“女学”同时出现的“画报”，以妇孺为主要拟想读者，其对于女学堂以及女学生的报道与表彰，较为低调，但更真实可信，切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二者本就同属新学，互相勾连，理所当然。本文试图以画报的图文来钩稽北京女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以女学的眼光，来审视画报的性别意识。
女学堂的故事
晚清谈论画报之功效，最典型的，除“妇孺能解”外，再就是古已有之的“左图右史”。图之功用，要不“百闻不如一见”，要不“以丹青之妙笔，寓惩劝之微权”，再往下，还能说些什么？请看1907年《日新画报》第一期刊登的贾仲明的《日新画报题辞》：
要之，古之典章文物，俱有成图，后世博学家必藉图书以征其考据。子不明图画之益处，此易知也。闻其风而采其事，画而出之。其善焉者，使有所劝，而为善者日益多；其不善者，知有所惧，而不善者日益少。是即画者之用意，是即志士仁人之所许。由是以谈，即谓《日新画报》有古三百篇之遗意，亦无不宜。
历数中国历史上各种有图之书，说明画报的功用，不仅仅是“启蒙”，还能“闻其风而采其事”，既惩劝当世，又给后世留下有用的史料。
这倒是很好的提醒。晚清画报中，有不少关于女学堂与女学生的描绘与议论，不妨将其与相关史料相互印证，透视晚清民间社会对于女子教育态度的转变，以及女学自身成长的经历。考虑到画报主要从属于新闻，必须是有“新鲜事”，才值得付诸丹青妙笔。这里选择几所女学堂的报道，略作钩稽。
读《东方杂志》1904至1907年教育栏，以及这段时间《顺天时报》的相关报道，朝廷正式颁行女学堂章程前的北京女学，远不只上述七所；只不过或旋起旋灭，或教学不太正规，故不被后世史家提及（如《东方杂志》第二年（1905）十一期“教育栏”称：“端午帅前于召见时力言女学为教育根本，亟宜提倡，以为各省之导。太后特准将西山旃檀寺改为女学，无论华族编闾皆可就学。西城二龙坑瑞氏、宝氏均有女学堂之设，惟经费不敷，因陋就简。近闻报房胡同刘君又新设一女学堂，每日功课，午时宣讲白话报，早晚读书识字，俟文理稍通，即添入英文、算学等科。”所有这些，都没有进入晚清北京女学的统计。）。开风气之先的豫教女学堂，得到服部宇之吉及夫人服部繁子的大力帮助，进展相当顺利，日本人所办《顺天时报》上也多有报道。如此受到媒体大力追捧，留下很多相关史料的女学堂，应该在晚清北京画报上有所表现，可惜我一时没能找到（译艺女学堂同样落空）。这里主要以创办于1905年的振懦女学堂、淑范女学堂、女学传习所，以及开设于1906年的四川女学堂、创建于1907年的慧仙女学堂为线索，展示晚清女学的或一侧面。
1907年《益森画报》第五期上的《厮役演说》，虽只提及“某女学堂”，但既然位于西四牌楼毛家湾，自是非崇芳所办振懦女学堂莫属：
毛家湾某女学堂，每日下午，各学生家多来相接。一女生仆人，年五十馀，初十傍晚，在该堂门首对各家父兄及仆人演说“阅报之益”，津津有味，颇能动听。演说不奇，出自厮役
则奇。
学生年纪小，怕迷路，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其时风气未开，女学生独自上路会有危险。《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甚至明文规定：“学堂既有寝室，女师范生皆需住堂，不得任意外出。其星期及因事请假者，必须家人来接方令其行。”至于“读报”与“演说”，同为新学的象征；将其置于“女学堂”前，所谓“传播文明三利器”，可就完满无
缺了。
位于东总布胡同的淑范女学堂，原本进展顺利，1905年底的《顺天时报》上，还以《女学进步》为题，做了专题报道。两年后，学校出现了问题，《日新画报》第六期上刊出英显齐“声明开学”的告白：“北京学界仝鉴：淑范女学堂经理人文石泉君现因事告退。鄙人忝为发起人之一，不能坐视，谨择日接办，照常上课矣。”时过境迁，两位经理人何以分裂，无法查清，但知1907年的第十一期的《日新画报》上，有了《女学开课》的好消息：
淑范女学堂前因乏款停课，现任义务教习汪女士联合赞成员，募捐接办，并添请义务教习数位，以（已）于月之十二日开学矣。像诸位有这样的热心，真是令人佩服啊。
早年女学堂的教习，限于女性，且多为义务性质；也正因此，流动性很大，说不干就不干了。至于给予道义支持的“赞成员”，各学堂都有。最为豪华的阵容，当属豫教女学堂，一口气开出刑部侍郎胡燏芬、内阁学士吴郁生、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汪凤池、翰林院编修汪凤梁等官员24名，大学堂总教习服部宇之吉、八旗高等学堂教习佐伯信太郎、《顺天时报》馆总办上野岩太郎等外籍人士六名。
从1905年起，京师大学堂教习江亢虎（绍铨）陆续开办内城、外城、中城三处女学传习所，其一系列举措，《顺天时报》上有详细报道。江曾留学日本，与《顺天时报》自然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江亢虎君一个人办理三个女学传习所，最为学界美谈”，难怪其得到报馆主人的青睐—画报自然也不例外。“须知女学传习所的名称，出现在光绪三十一年，那时候还不成学校的规模。自从外城传习所那一处开办后，方才有具体的现象，这天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为女学传习所大纪念日。”那么，就从这备受关注的外城女学传习所的创立说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北京画报》刊出《女学传习所开学情形》，报道江亢虎所办的外城女学传习所：
外城女学传习所，是江亢虎君创办的，立在绳匠胡同。一切房屋，都是洋式，比别的女学堂，格外壮观。八月十三日开学那天，门口挂起国旗。十二点钟，考取的学生，陆续来到，一共一百三十几名。男女来宾，约有五百人，其中有端午帅、戴尚书、唐春卿侍郎、宝瑞臣阁学、刘仲鲁太常、孟绂臣参议，是日都登台演说，直到四点钟才散。
约略与此同时，1906年的《星期画报》第二期上也有一则《女学传习所开学》，其叙述更为详细，尤其是增加了端方的演说：
顺治门外绳匠胡同，女学传习所，房屋均改成西式，于八月十三日开学。是早，门口挂龙旗一对。十点钟，考取的女学生一百三十名，陆续到学。另外有男女来宾五百多人。两江总督端大人、礼部尚书戴大人、唐侍郎、宝阁学、刘太常、孟参议等人，皆在来宾之内。十二点钟，教习率领学生，到堂行礼毕。端大人首先登台，演说西洋女学的文明，属着美国第一。咱们中国皇太后，现在打算设一座高等女学。将来你们学生，在此毕业后，升入高等女学，作皇太后的学生，有多们体面呢。其次还有几位大老演说。最后江亢甫总办，也演说了一回。又把教习学生，合照像片一纸。到午后四点钟方散。
设在城南绳匠胡同的外城女学传习所开校之日，前来庆贺的男女宾客竟有五百多，来宾中包括了前一年刚被清政府派往国外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里的两位，即礼部尚书戴鸿慈与两江总督端方。端大人不枉出洋考察一场，居然能谈论“西洋女学的文明，属着美国第一”；至于皇太后打算设高等女学，也只有像他这样身份的要员，才能说得出来。晚清诸封疆大吏中，端方是最为热心女学的。《东方杂志》第二年（1905）十一期的教育栏，有这样的报道：“端午帅前于召见时力言女学为教育根本，亟宜提倡，以为各省之导。”约略半年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四日《顺天时报》上刊出《拨币开办女学》消息，称：
闻日前端、戴两大臣来有电奏，系陈明美国女学校之章程及一切内容，最为完善，中国女学亟宜仿行。两宫览奏，颇为欣悦。现已拨内币十万两，派肃邸之姊葆淑舫夫人先行组织师范女学一所。
无法判断慈禧太后之同意兴女学，多大程度上是受端方的影响。但1906年在南京的总督署中办起模范女子小学堂，“叫夫人亲做监督”，以及1909年接办难以为继的中城女学传习所，都证明端方确实“素重中国女子教育”；而且，其所作所为是以美国女学为
榜样。
借周年纪念开办“女学展览”，既向公众推广女子学堂，也适当募集办学经费，江亢虎的这一举措，十分成功。《顺天时报》上，多有关于女学传习所周年纪念及其所办女学展览的报道。至于第一次活动，则有1907年《星期画报》第45期刊登的《女学展览》为证：
顺治门外丞相胡同，外城女传习所，开学周年纪念，于八月间开展览会。十三日接待女来宾，十四日接待男来宾。本学学生课艺、画图、制造物件，暨京外各女学堂寄来之件，一概陈列学中，任人品评高下。十三日灯晚，并有电影儿戏，演毕散会。两日男女接待员，酬应都极周到。凡不在学之来宾，每位购入场券，费洋一元，此项作为捐助本学经费。本馆谬承雅爱，获入参观，模绘斯图，附录其事，登诸报端，以志盛举。
“谬承雅爱，获入参观”的男女来宾，亲眼目睹京津各女校成绩，必定对此“文明气象”赞叹不已。历经百年沧桑，当初展览的照片已无从寻觅，幸亏还留下了画报上的这幅
图像。
以办女学展览的形式，吸引热心教育的各界人士前来参观；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借为灾民募捐，女学生开始走出校园。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中国妇人会在厂甸为江北灾民募捐，此事轰动一时，各报多有报道。与1907年《开通画报》第一期的《赈济难民》不同，1907年《时事画报》第一期上的《中国妇人会》焦点突出，无论图像还是文字，均以女子的卖图与收捐为中心：
正月十五前后，厂甸之中，商贾云集，士女纵横，洵盛事也。今年又有度支部杜主事之女公子，因江北难民，力图募捐，创设一妇人会，劝大家捐纳银钱，以济江北流民之难。当时也有捐十两银子者，也有捐七八元至一二元数十铜元不等，均已粘贴名衔榜示大众。噫，中国之热心同胞者，不意竞出于妇人女子之见，此亦中国文明之进步也。
这里所说的“杜主事之女公子”名成淑，为北京四川女学堂学生，时任中国妇人会书记。此次募捐，作为京城女学生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影响十分深远。四川女学堂及女学传习所的学生们，“印出《江北难民图》二万张，上附俗歌浅说，高揭红旗，上书‘中国妇人会’五大字，在聚和祥参局门首石磴上，持图叫卖”，“此为中国女界向来未有之创举”；而“现今女界中，明白时局，热心公益的很多，那般冷血男子，对着这般热血女子，能不羞死吗？”可不仅是女学生，北京花界中人，也有热心的。据1907年《星期画报》第24期刊登的《花界热心》一文称，二月廿五六日在福寿堂开办灯晚会，给江北灾民赈济，共筹得洋银三千多元：“这两晚上，凡花界的韵友，没有不来尽义务的，连登台演唱的，带不曾登台的，大约不下千人。”
学界与花界共舞，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再加上发生了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生屈彊私下传信给杜成淑表示爱慕的事件，社会上对于女学生从事慈善活动，颇有争议。女学传习所总理江亢虎多方联络，倡办规模宏大且品类繁杂的女学慈善会，包括“女学生制作品展览会，女学生物品贩卖，女学生唱歌游戏，古玩玉器书画展览会，女优唱戏，女优马戏，艺曲、烟火、奏乐等事，以娱耳目而爽精神，并拟以入场券所得之盈余金，均拨为赈款”等。终于，朝廷看不下去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二十三日，一纸通令，将女学生的活动重新限制在校门之内：
现今女学方在萌芽，热心兴学者自应共体艰难，岂可以贻人口舌之事端，致生阻碍。今本部特为申明，劝诫各学生陈设手工物品以助赈需，仅可遣人送往，不必亲身到会。至于赴会唱歌舞蹈，于礼俗尤属非宜。招集马戏混迹其中，更非敬重学生之道。 这里所说的“招集马戏混迹其中”，明显针对的是《顺天时报》上《拟开女学慈善会》的报道。
至于最早走出校门的，不是专门招收“中等以上女子”的豫教女学堂，而是设立在四川营内的四川女学堂，或许并非偶然。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月十四日，《顺天时报》上刊有《川馆拟设女学》，称“闻川省京曹以现在女界文明日有进步，会商同志拟在宣武门外四川营四川会馆内设立女学堂一区，以开风气”，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可接下来的连续报道，让人目不暇接。先是开学前记者前往参观考察，借墙上的学堂简章，点出此女学堂之“大有来头”：
周游一遍，全堂规模，虽小小结构，颇有文明气象。看毕走出，见门洞西墙上挂着一张学堂简章。略看一遍，方知这会馆旧基是明朝有伟大名誉的四川女将秦良玉氏的旧址。看官可知道秦女将军的历史么？如有不知道的，请看下文。
后又有关于四川女学堂举行开学典礼的报道，再一次提及四川女将秦良玉：
门中央上楣横一长额，上写十二字，这十二字却特别优美，为全国四百州学界中特色，这十二个是什么字呢？叫做“蜀女界伟人秦少保驻兵遗址”。看官恁瞧，这十二字，气象多么威武呀！原来这学堂旧址，就是秦女将军名良玉的勤王白杆军屯兵的地处，所以这胡同即名四川营。前明因秦女将有大功，所以封他为少保。看官你想，女少保古今有几人呀？女学堂门外有这匾额真是特色。
早年女将军屯兵之处，如今办起了女学堂，这一古今对话，确实让人浮想联翩。
同样借女将军秦良玉故事激励女学生的，还有内城的女学传习所。宣统元年（1909）七月十九至二十三日的《顺天时报》上刊登的《三城女学传习所开学》，专门报道江亢虎所办三处女学传习所开学情状，其中提到海军筹备处设在石驸马大街路南，和内城女学传习所遥遥相对：
女学生早晚上学、散学时，经过海军处门前，必有能触发自强思想，或劝他丈夫或教他儿子为国家充兵，担当宪法上服兵役的，或者更有秦良玉第二女将，出在女学传习所中，亦未可知。
“秦良玉第二”那样的女将军，暂时不可期，但“额者特女士和惠兴女士，一南一北，可称学界近今二大女杰”，却是实实在在的榜样。
“幼娴诗礼，慨念时艰，屡拟创设学堂，以遭家多难未果”的慧仙（已故工部郎中承厚之妻额者特氏），特立遗嘱，将家产尽数捐助各学堂经费：“计捐入惠馨女士所设杭旗之贞文女学五百两及京师所设公立小学堂银一万两，自立女工传习所一万四千四百两，佛教小学堂四百两及捐各学堂仪器银三百两，共捐银二万五千六百两。”此等雅事，当年各报均有报道。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慧仙女工学校落成；越年正月念五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关于慧仙女工学校开学典礼，刊于1907年《星期画报》23期的《女教起点》，有详细的描述：
二月二十五日，北锣鼓巷慧仙女工学校行开学礼，恭迎皇太后钦赐御书匾额，悬挂中堂。是日男女来宾甚盛，经理员接待周到，学校规模也极整肃。礼毕，诚裕如君登台演说，讲女界的平权自由，宗旨正大，用在中国，句句可行。寄宿舍有女士遗像，瞻仰的人，没有不起敬的。女士托付得人，诚君善成人美，可称二难。将来中国女教的发达，当从慧仙女工学校起点。
采写这则新闻的杨采三君，显然没有亲临现场，以致把两件事搞混了。举行开学典礼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1907年3月9日），那时堂上悬挂的是光绪皇帝钦赐御书“育才兴学”匾；至于慈禧太后赏赐的“培才劝学”匾，则是二月二十五日（1907年4月7日）方被恭迎并高挂起来的。
慧仙捐产兴学的故事确实感人，称其为“忽从女界一方面，放出异样灿烂的文明光线”，也未曾不可；但若真的将其作为“女教起点”来表彰，却又不见得很合适。史实上略有出入倒在其次，关键在于立说背后隐含着的正统意识。得到皇帝及皇太后的分别题匾，如此“殊荣”，当世无双；还有，开学前一天，正好学部颁行了女学堂章程。这两点，只能说明慧仙女工学校的兴办，符合朝廷的意愿。可在晚清，兴女学的真正动力在民间，而不是什么“慈宫注重女学”；朝廷最终顺从了民意，但谈论“女教起点”，不该从此入手。
女学生的装扮成为时尚
晚清兴办女学堂，最缺的是合格的教习、教材、教室，以及充满求知欲的女学生。朝廷当然也关心这些，可似乎对服装设计更感兴趣。为什么？原先“养在深闺无人识”，女子爱怎么穿着，那是个人的事；如今抛头露面，走在大街上，女学生的服饰，于是关系整个社会风气。最先当然是抄袭国外的设计，如得到服部宇之吉帮助的《北京豫教女学堂章程》，便明文规定；
学生装服宜朴实，不宜华侈，虽富家大族，既到学堂，亦必去奢崇俭。
豫教女学堂以“造就贤母良妇为目的”，对服装的规定更多着眼于个人道德修养，故还只是统而言之。到了1907年，学部奏定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牵涉民族国家形象，对女学生服饰的规定，于是变得越来越具体：
学堂教员及学生，当一律布素（用天青或蓝色长布褂最宜），不御纨绮，不近脂粉，尤不宜规抚西装，徒存形式，贻讥大雅；女子小学堂亦当一律遵守。
为何在女学生的服装上大做文章？就因清廷认定，“妇容之庄，有以养成高尚端淑之人格，礼教之防，莫先于此”。故1910年《学部奏遵拟女学服色章程折（并单）》，对女学生穿着的设想，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一、女学堂制服，用长衫，长必过膝，其底襟约去地二寸以上，四周均不开衩，袖口及大襟均加以缘，缘之宽以一寸为宜。
二、女学堂制服，冬春两季用蓝色，夏秋两季用浅蓝色，均缘以青。
三、女学堂制服，用棉布及夏布，均以本国土产为宜。
另外，还有不得缠足，不得簪花傅粉，不得效东西洋装束等详细的规定。
这些严苛而且琐碎的规定，不见得真能推行全国，但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京城里的服饰潮流。兰陵忧患生于1909年撰《京华百二竹枝词》，其中有： 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
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
诗后有小注，曰：“女学生或步或车，经过街市，容貌服色，毕露文明。”
如此正面肯定女学生的“不施脂粉”，不见得所有人都同意。比如，有人就以调笑的笔调，描述晚清京城里女子服饰的变化。1909年的《醒世画报》16、17期上，曾连载支那腐败人的来稿《女儿多爱学男妆》共六首：
足着乌靴假大方，女儿多爱学男妆；
凤头鞋子虽抛却，终是趑趄向路旁。
世事于今尽改良，女儿多爱学男妆；
乱头粗服焦黄面，只为不亲脂粉香。
慵挽青青百宝光，女儿多爱学男妆；
尖头便帽欹斜戴，借把花姑当女郎。
新式衣裳巧样镶，女儿多爱学男妆；
雌雄到此浑难辨，一任他人说短长。
蹀躞茶楼引领望，女儿多爱学男妆；
纸烟风镜娇模样，竟尔相忘是窈娘。
结队（出）操列几行（原缺一字，拟补），女儿多爱学男妆；
漫说娘子军无敌，输却哥舒半段枪。
这里所描述的不缠足（“足着乌靴假大方”），不簪花傅粉（“乱头粗服焦黄面”），袖口及大襟加缘（“新式衣裳巧样镶”），都是当年女学生的标准打扮。至于女子列队出操，更是学堂生活里最新鲜、最富于刺激的场面，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甚至成为新年画的绝好题材。
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更由于百姓的趋新骛奇，女学生的装扮，一时间竟成为时尚。嘲笑某男士模仿女学生，或“妓女穿裙子，假装正经人”，都还不是最要紧的，晚清京城里引领时装潮流的，竟然不是妓女，而是女学生，这点与上海大相径庭。或许，北京人的时装趣味太受伦理观念的制约，但也可能是京城里的妓女缺乏自信，这才需要抄袭女学生的服饰。1910年《醒世画报》34期上的《鱼目混珠》，对这种局面很不以为然：
十九日午后，玉广福斜街有两个妓女，打扮的很文明，穿着一双皮靴，鼻梁上架着一付金丝眼镜，大襟上带着一朵花儿，直像个女学生。咳，中国服制杂乱无章，男女随便胡乱混穿，以致鱼目混珠呦。
连妓女都喜欢模仿女学生的打扮，可见“女学堂制服”的成功；至于男女服装随便混穿，大街上从此不辨雌雄，这又有多大的危害呢？
在守旧者看来，此举确实非同小可。服饰风气的转移，意味着女性自我定位的变化。“女儿多爱学男妆”，与女性不再安于闺阁，开始勇敢地走上街头，二者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1908年《日新画报》25期上的《女界现象》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教养，拿着风筝满大街疯跑，皆缘于“女学堂不甚发达”。其实，作者误会了，若女学堂进一步发达，满大街疯跑的姑娘，还会更多。不妨看看宣统元年（1909）八月初四日《新铭画报》33号上的《姑娘御车》：
前门大街，昨有一姑娘自己揽辔的一辆大马车。观此姑娘，约在二十上下岁。细一打听，敢情是某学堂的学生。那种得意的样子，就不必提了。咳，这就是自由吗？（有点过火吧？）
不只跑风筝，还亲自揽辔大马车，这样的场景，随着女学的发达，将会变得司空见惯。如此举措，是否真的“有点过火”，端看个人的立场及趣味。
也有对此持宽容乃至赞赏的态度的。比如《星期画报》上大兴杨采三撰稿、潞河顾明善（月洲）绘图的《女士走马》，便是很好的例证。女学生骑马经过琉璃厂，有人嘲笑说，女子只配管二门里头的事，不该如此瞎逞能；作者于是站出来，为女学生辨解：
咳，说这话的，就算顽固到家了。古人教女子办家里的事，是他的天职；没说过教女子不懂外边的事。现今盼望中国自强，女子会骑马，正是自强的苗头儿。请问当年那花木兰替父从军，谯国夫人领兵打仗，他们都不会骑马吗？
花木兰、冼夫人（谯国夫人），还有秦良玉，这都是晚清常被提及的女英雄。先为《点石斋画报》主笔，后独力创办《飞影阁画报》的上海画家吴友如，甚至将此三女杰与西施、王昭君、罗敷、莺莺等历史及文学人物并列，合成“古今百美图”。
《木兰辞》广泛流传，《隋书·谯国夫人传》也多为人知，反而是明末女将秦良玉，因其牵涉历史与文学，需要略做辨析。吴友如制作的《古今百美图·秦良玉》，除引《明史·秦良玉传》，介绍因夫死袭职的秦良玉如何在明季的兵荒马乱中，“亲率土兵数千名，削木为梃，所至立功，保护数郡，号白杆兵”。后因勤王有功，获御制诗二章，其中有“从此麒麟添韵事，丹青先画美人图”。秋瑾《题〈芝龛记〉》八章中，“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咏的便是此事。据学者考证，秋瑾诗文里，最常提及的女侠，竟然不是人所共知的花木兰、梁红玉，而是秦良玉，这与其格外欣赏董榕撰于乾隆年间的《芝龛记乐府》有关。
有趣的是，这么一个生活在明末的巾帼英雄，竟与晚清北京的兴女学挂上了钩。比如，四川女学堂便很好地利用了此地乃秦良玉驻军旧址这一故实，充分调动读者的历史想象，让前代女杰为今日之“振起女魂”效劳：
考察这四川女学堂，恰巧是秦女将军的遗址，藉此可以振起女魂。学堂果能发达，教育果能膨胀，学生的程度，一天高一天，那秦女将军的名誉也必一天大一天。秦良玉是前代的女杰，想不到过了二百多年，因为开办女学，又提起秦女将军，可见名誉是万年不会磨灭的。
而在1906年4月四川女学堂的开学典礼上，年仅17岁的“女教习刘大小姐”登台演说，也拿秦良玉大做文章。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九日《顺天时报》刊登的《参观四川女学堂举行开学礼式》报道称：“（刘）痛陈我国时局的危急，历述我国女界的腐败，并驳斥女子无才便是德七字的谬谈，又详论秦女少保的事迹，和古代班昭诸女伟人，及东西各国女界伟人的历史。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四座都为之动容。”
借秦良玉来为女学护驾，或者坚称“女子会骑马，正是自强的苗头儿”，都无法完全消解社会上对于女学生满街跑的担忧。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只是解读方式不无歧异。1907年3月的《顺天时报》上，有一则《各国女学情形》，提及走出家庭的女子的命运： 然以深闺之弱女，浸入社会活动之中心，耸立于万目注视之焦点，世人认为轻佻、为浅薄，或所难免。倘不慎之始，流弊所及，令女界再沉沦黑暗之世界，又未可知也。
作者是从女性命运着眼，可言谈中带出某种偏见。何以女性一旦进入社会，便会“耸立于万目注视之焦点”？这里隐藏着一个假设：上街的女性，很容易成为观赏的对象；而观看靓丽的女学生，乃大多数男性潜藏的欲望。所谓“近日女学始兴，而一二荡检逾闲之女流，阳昌学生之名，阴行越礼之事”，板子打的是女流，根源却在男子身上。关键在于，“好女子”成群结队，坦然行走在大街上，吸引公众目光，调动男性的潜在欲望，此举很可能使得“礼崩乐坏”，整个社会秩序从此失去控制—这才是朝廷以及卫道士们最为担忧的。
回头再看蒙养院或女学堂章程，体会主事者深深的忧虑。荣庆、张百熙、张之洞《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站在朝廷的立场，严防女子“自行择配”、“蔑视父母”，不无道理；可为何还要禁止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呢？说是为了保护弱女子免遭侵害，可未尝没有担心男性被诱惑的考虑。《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附章程）》称，“中国女德，历代崇重”，最为重要的，是认真攻读《列女传》《女诫》《女训》等，“及外国女子修身书之不悖中国风教者”。接下来规定，无论中外人士，不得随便进入女学堂参观；女师范生必须住堂，不得任意外出。此等规定，所要严加约束的，不完全是女性，还包括其可能的诱惑对象。
1908年的《奏为遵议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折》中，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
所以必使住堂者，放假有定期，不使招摇过市，沾染恶习。至学堂衣装式样，定为一律，以朴素为主，概行用布，不服罗绮，其钗珥亦须一律，不准华丽。
一个“不服罗绮”，一个“不使招摇过市”，二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这一规定，主要不是为了女子自身的道德修养，而是担心“服罗绮”且“招摇过市”的女学生，成为都市里最为靓丽的风景，吸引大量公众目光，对现有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奏折的起草者，其实相当了解中国普通民众的趣味；只是其防患于未然的思路，未必真能奏效。
女人打扮入时，路人难免多看两眼，但警察对盛装女子评头品足，或者男学生“两眼直勾勾的竟瞧来往的妇女，外带着大开批评”，可就不太文明了—晚清北京画报中，多有纠正如此陋俗的。最能显示这种民间趣味的，当属1907年《开通画报》第8期上的《花界热心》。“自从江北遭此惨状，北京各色人等，都发了善念。惟妓女向例热心，因江北饥民大家商议大开演说会，上捐的人颇踊跃。”很可惜，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被画面右上角那手持望远镜的男子给破坏殆尽。人家在募捐，他在看什么？不外是尽情欣赏那“盛装表演”的妓女。
如果大街上走动的，不是性感妖艳但地位卑下的妓女，而是“中等以上人家”的大姑娘，无疑更具“观赏性”。这不是笑话，而是当初女学堂面临的最大困境。朝廷之所以希望将女学堂与热闹的街市相隔绝，或者规定“因事请假者，必须家人来接”，部分原因也是有感于民智的“不开通”。
1907年的《日新画报》9期上，有一幅图，真的就叫《不开通》，说的是：
甘石桥第一女学蒙养院，每日下学时候，街上人挤了个满儿，简直的过不去人。看学生虽是好事，可也别妨碍交通呵。可是该处守望的，也该竭力的劝劝才好。
女学堂门口挤满人，是来看女学生的；不用说，观众都是男性。校门口牌子，横的是“京师第一蒙养院”，竖的则为“西城私立第一两等女学堂”。可以与此媲美的，是1909年《正俗画报》18期刊登的《太不像事》：西单牌楼北边京师第一蒙养院附设女学传习所门口，站着几位女学生，旁边不远处就是停放人力车处；车夫们不只窥视，而且调笑，说这个发式新潮，那个脚太大。作者于是感叹：这实在不成体统，警察应赶紧将车夫轰走。
围在女学堂门口的男性，倘若只是“观赏”，即便你认定其举止不太文明，也奈何他不得。当初学部设计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时，已经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故称：
开办之后，倘有劣绅地棍，造谣诬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护之责。
问题在于，人家不是“劣绅地棍”，也没有“借端生事”，地方官吏无权弹压。不必驾马车、跑风筝，单是年轻漂亮的女学生，成群结队，游走街市，如此流动的风景，便是对于男性潜在欲望的充分调动。这才明白，“女学堂服装”为何会成为妓女争相模仿的对象。
觉醒的女子
晚清北京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走过若干身着崭新校服的女学生，吸引了众多民众以及记者/画师的目光。千万别小看这幅略显黯淡的图景。正是这些逐渐走出深闺的女子，十几年后，借助五四新文化潮流，登上了文学、教育乃至政治的舞台，展现其“长袖善舞”的身姿，并一举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
画报的存在，起码让我们了解，这些其实并不弱小的“弱女子”们，如何在公众的凝视下，逐渐成长的艰辛历程。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凝视”，包含惊讶与激赏，也隐藏偏见与误会，但所有这些目光，已经融入女学成长的历程，值得我们认真钩稽、仔细品味。
“画报中的女学”，不仅仅混合着民众的街头窥探与画师的笔墨技巧，还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直面的，除了具体的图像资料，还包括凝视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以及凝视本身的历史性。
视野开阔、兴趣广泛的晚清北京画报，并没自觉承担记录女学历史的重任；今人即便披沙拣金，所呈现出来的图景，无论如何都是残缺不全的，且多少带有“后设”的味道。明知存在如此陷阱，仍想借助五个具体场景，迅速掠过那风云激荡的年代，给予晚清女学“惊鸿一瞥”。
1906年的《开通画报》6期上，有《说说没有教育的女子罢》，讲述的竟然是汉朝朱买臣休妻的故事。借助于《烂柯山》等传统戏曲，女性读者大都晓得什么叫“马前泼水”。作者正是希望通过这广为人知的故事，激发女性受教育的欲望： 我望那有钱有力量的旗汉同胞哇，马马利利儿的多立些处女学堂女工厂，将来咱们全国的女子通盘的都有学问，全明白了人之大伦，不但没有嫌贫爱富的妇女，就连那不懂得家庭教育的妇女也就见不着一个儿了。
早期女子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独立意识与工作能力，而是“涵养女子之德性”，故“慧眼识丈夫”，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学部终于同意开女学了，可又设置众多限制，目的是严防“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如此朝廷意图，画报作者心领神会。1908年的《北京日日画报》160期上，有《学部限制女学生》图，配上三言两语，竟然就把这一切说得清清楚楚：
听学部人说，该部以朝廷现在创设女子学堂，各省自应由官家一体设立，特订《女学堂章程》，今将最要紧的录于下。（一）男女学生不准交友；（二）禁止蓄留前额发；（三）不准创自由结婚之说；（四）男学开会，女生禁到，女学开会，男生禁到；（五）女学堂以三从四德为根本；（六）开女学原为昌明家庭教育，举凡一切关于国家之事，无须女学生干预，尤不准有登场演说之事。
简洁的画面上，听训的，是毕恭毕敬的女学生；手持文本（或许就是《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训话的，自然又是学业有成、地位显赫的中年男子。
按照朝廷的设想，可以开办女学堂，但必须防止女学生目无尊长甚至妄议朝政。所谓“其无益文词概不必教，其干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就是这个道理。可思想的闸门一旦开启，后面的事情，其实很难控制。1908年的《北京日日画报》61期上，报道湖南某女子，撰写一《女界国会请愿书》，洋洋数千言，切中要害，可格于禁例，无法入都呈递，只好邮寄。接受了新教育的众女子，虽暂时无法亲自进京递交请愿书，但其议论朝政的意愿，已跃然纸上。
只要朝廷允许兴女学，总有一天，觉醒了的女子，会走上街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一大趋势，根本无法阻挡。终于，风声鹤唳中，女革命党携带炸弹；随后，又有北洋女师范学堂组织提灯游行，庆贺中华民国成立。短短几年间，行走在北京画报中的女学生，竟然从早先的“贤妻良母”，一转而为“女革命党”。如此女学论述/想象的演变，可谓一日千里。
不妨说，晚清北京的画报，为中国女学的发展，勾勒了一个大致轮廓。但就像所有的“凝视”都有其历史性一样，北京画报观察女学的视角，以及描述女学的技法，严重受制于那个时候京城里的舆论环境。
京城里的女学生，会关心国事，但不可能像秋瑾那样运动会党，奔走革命；京城里的画报，有若干尖锐的讽刺画，也不可能像1905年创办于广州的《时事画报》（潘达微、高剑父、陈垣等编辑），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家反抗清廷的政治立场。作为“第一声啼哭”， 1902年6月23日《启蒙画报》创刊号上的《小英雄歌》，就已经为整个晚清北京画报的叙述定下了调子。所谓“英雄本原有二事，为子当孝臣当忠”，如此温和的文化立场，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完全可以接受。接下来的“曲终奏雅”，更预示了日后北京画报某种很难超越的局限：
小英雄，休云小，少不好学行将耄。
古人因文能见道，今人开智宜阅报。
臧否人物且勿谈，是非朝政故勿告。
我愿小英雄，流览画报启颛蒙，从兹世界开大同。
既然是办报（即便是娱乐性较强的画报），不可能没有任何褒贬抑扬。所谓“臧否人物且勿谈”，日后多有突破；可“是非朝政故勿告”，则成为晚清北京画报很难逾越的禁区。相对于同时期广州、上海等地的画报，北京人显得谨小慎微。
在晚清，无论是开民智的“画报”，还是张女权的“女学”，上海都走在北京前面。不谈细枝末节，就讲声名显赫者，1884年5月8日创刊的《点石斋画报》，还有1898年5月31日正式开学的中国女学堂（即“经正女塾”），都让历来高傲的北京人瞠乎其后。虽有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立），谈论作为新学代表的报章、演说以及女子教育等，北京人都没能站在潮头。有1864年创立的贝满女子小学，可那属于传教士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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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北京民智之开，庚子事变是个重要的转捩点。“当兹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两宫仓促西狩。怠和议告成，土地割让，主权丧失，国民为之震惊，志者为之愤慨。人人发愤求强，深识者咸以振兴教育，启发民智为转弱图强之根本。”一时间，北京城里，出现了民间办学、办报的热潮。在这中间，彭翼仲之“愤国势之衰颓，毅然辞官，创办画报”（《启蒙画报》，1902），便成了标志性的举措。至于“一时文明女子，都欣欣的报名入堂，北京有女学堂，学界有女学生，从此起”的，当推沈钧及其夫人创立的豫教女学堂（1905）。
晚清京城里的兴女学，固然令人振奋，但绝非《女子权》等小说描写的那样轰轰烈烈。倒是与“女学”同时出现的“画报”，以妇孺为主要拟想读者，其对于女学堂以及女学生的报道与表彰，较为低调，但更真实可信，切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二者本就同属新学，互相勾连，理所当然。本文试图以画报的图文来钩稽北京女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以女学的眼光，来审视画报的性别意识。
女学堂的故事
晚清谈论画报之功效，最典型的，除“妇孺能解”外，再就是古已有之的“左图右史”。图之功用，要不“百闻不如一见”，要不“以丹青之妙笔，寓惩劝之微权”，再往下，还能说些什么？请看1907年《日新画报》第一期刊登的贾仲明的《日新画报题辞》：
要之，古之典章文物，俱有成图，后世博学家必藉图书以征其考据。子不明图画之益处，此易知也。闻其风而采其事，画而出之。其善焉者，使有所劝，而为善者日益多；其不善者，知有所惧，而不善者日益少。是即画者之用意，是即志士仁人之所许。由是以谈，即谓《日新画报》有古三百篇之遗意，亦无不宜。
历数中国历史上各种有图之书，说明画报的功用，不仅仅是“启蒙”，还能“闻其风而采其事”，既惩劝当世，又给后世留下有用的史料。
这倒是很好的提醒。晚清画报中，有不少关于女学堂与女学生的描绘与议论，不妨将其与相关史料相互印证，透视晚清民间社会对于女子教育态度的转变，以及女学自身成长的经历。考虑到画报主要从属于新闻，必须是有“新鲜事”，才值得付诸丹青妙笔。这里选择几所女学堂的报道，略作钩稽。
读《东方杂志》1904至1907年教育栏，以及这段时间《顺天时报》的相关报道，朝廷正式颁行女学堂章程前的北京女学，远不只上述七所；只不过或旋起旋灭，或教学不太正规，故不被后世史家提及（如《东方杂志》第二年（1905）十一期“教育栏”称：“端午帅前于召见时力言女学为教育根本，亟宜提倡，以为各省之导。太后特准将西山旃檀寺改为女学，无论华族编闾皆可就学。西城二龙坑瑞氏、宝氏均有女学堂之设，惟经费不敷，因陋就简。近闻报房胡同刘君又新设一女学堂，每日功课，午时宣讲白话报，早晚读书识字，俟文理稍通，即添入英文、算学等科。”所有这些，都没有进入晚清北京女学的统计。）。开风气之先的豫教女学堂，得到服部宇之吉及夫人服部繁子的大力帮助，进展相当顺利，日本人所办《顺天时报》上也多有报道。如此受到媒体大力追捧，留下很多相关史料的女学堂，应该在晚清北京画报上有所表现，可惜我一时没能找到（译艺女学堂同样落空）。这里主要以创办于1905年的振懦女学堂、淑范女学堂、女学传习所，以及开设于1906年的四川女学堂、创建于1907年的慧仙女学堂为线索，展示晚清女学的或一侧面。
1907年《益森画报》第五期上的《厮役演说》，虽只提及“某女学堂”，但既然位于西四牌楼毛家湾，自是非崇芳所办振懦女学堂莫属：
毛家湾某女学堂，每日下午，各学生家多来相接。一女生仆人，年五十馀，初十傍晚，在该堂门首对各家父兄及仆人演说“阅报之益”，津津有味，颇能动听。演说不奇，出自厮役
则奇。
学生年纪小，怕迷路，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其时风气未开，女学生独自上路会有危险。《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甚至明文规定：“学堂既有寝室，女师范生皆需住堂，不得任意外出。其星期及因事请假者，必须家人来接方令其行。”至于“读报”与“演说”，同为新学的象征；将其置于“女学堂”前，所谓“传播文明三利器”，可就完满无
缺了。
位于东总布胡同的淑范女学堂，原本进展顺利，1905年底的《顺天时报》上，还以《女学进步》为题，做了专题报道。两年后，学校出现了问题，《日新画报》第六期上刊出英显齐“声明开学”的告白：“北京学界仝鉴：淑范女学堂经理人文石泉君现因事告退。鄙人忝为发起人之一，不能坐视，谨择日接办，照常上课矣。”时过境迁，两位经理人何以分裂，无法查清，但知1907年的第十一期的《日新画报》上，有了《女学开课》的好消息：
淑范女学堂前因乏款停课，现任义务教习汪女士联合赞成员，募捐接办，并添请义务教习数位，以（已）于月之十二日开学矣。像诸位有这样的热心，真是令人佩服啊。
早年女学堂的教习，限于女性，且多为义务性质；也正因此，流动性很大，说不干就不干了。至于给予道义支持的“赞成员”，各学堂都有。最为豪华的阵容，当属豫教女学堂，一口气开出刑部侍郎胡燏芬、内阁学士吴郁生、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汪凤池、翰林院编修汪凤梁等官员24名，大学堂总教习服部宇之吉、八旗高等学堂教习佐伯信太郎、《顺天时报》馆总办上野岩太郎等外籍人士六名。
从1905年起，京师大学堂教习江亢虎（绍铨）陆续开办内城、外城、中城三处女学传习所，其一系列举措，《顺天时报》上有详细报道。江曾留学日本，与《顺天时报》自然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江亢虎君一个人办理三个女学传习所，最为学界美谈”，难怪其得到报馆主人的青睐—画报自然也不例外。“须知女学传习所的名称，出现在光绪三十一年，那时候还不成学校的规模。自从外城传习所那一处开办后，方才有具体的现象，这天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为女学传习所大纪念日。”那么，就从这备受关注的外城女学传习所的创立说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北京画报》刊出《女学传习所开学情形》，报道江亢虎所办的外城女学传习所：
外城女学传习所，是江亢虎君创办的，立在绳匠胡同。一切房屋，都是洋式，比别的女学堂，格外壮观。八月十三日开学那天，门口挂起国旗。十二点钟，考取的学生，陆续来到，一共一百三十几名。男女来宾，约有五百人，其中有端午帅、戴尚书、唐春卿侍郎、宝瑞臣阁学、刘仲鲁太常、孟绂臣参议，是日都登台演说，直到四点钟才散。
约略与此同时，1906年的《星期画报》第二期上也有一则《女学传习所开学》，其叙述更为详细，尤其是增加了端方的演说：
顺治门外绳匠胡同，女学传习所，房屋均改成西式，于八月十三日开学。是早，门口挂龙旗一对。十点钟，考取的女学生一百三十名，陆续到学。另外有男女来宾五百多人。两江总督端大人、礼部尚书戴大人、唐侍郎、宝阁学、刘太常、孟参议等人，皆在来宾之内。十二点钟，教习率领学生，到堂行礼毕。端大人首先登台，演说西洋女学的文明，属着美国第一。咱们中国皇太后，现在打算设一座高等女学。将来你们学生，在此毕业后，升入高等女学，作皇太后的学生，有多们体面呢。其次还有几位大老演说。最后江亢甫总办，也演说了一回。又把教习学生，合照像片一纸。到午后四点钟方散。
设在城南绳匠胡同的外城女学传习所开校之日，前来庆贺的男女宾客竟有五百多，来宾中包括了前一年刚被清政府派往国外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里的两位，即礼部尚书戴鸿慈与两江总督端方。端大人不枉出洋考察一场，居然能谈论“西洋女学的文明，属着美国第一”；至于皇太后打算设高等女学，也只有像他这样身份的要员，才能说得出来。晚清诸封疆大吏中，端方是最为热心女学的。《东方杂志》第二年（1905）十一期的教育栏，有这样的报道：“端午帅前于召见时力言女学为教育根本，亟宜提倡，以为各省之导。”约略半年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四日《顺天时报》上刊出《拨币开办女学》消息，称：
闻日前端、戴两大臣来有电奏，系陈明美国女学校之章程及一切内容，最为完善，中国女学亟宜仿行。两宫览奏，颇为欣悦。现已拨内币十万两，派肃邸之姊葆淑舫夫人先行组织师范女学一所。
无法判断慈禧太后之同意兴女学，多大程度上是受端方的影响。但1906年在南京的总督署中办起模范女子小学堂，“叫夫人亲做监督”，以及1909年接办难以为继的中城女学传习所，都证明端方确实“素重中国女子教育”；而且，其所作所为是以美国女学为
榜样。
借周年纪念开办“女学展览”，既向公众推广女子学堂，也适当募集办学经费，江亢虎的这一举措，十分成功。《顺天时报》上，多有关于女学传习所周年纪念及其所办女学展览的报道。至于第一次活动，则有1907年《星期画报》第45期刊登的《女学展览》为证：
顺治门外丞相胡同，外城女传习所，开学周年纪念，于八月间开展览会。十三日接待女来宾，十四日接待男来宾。本学学生课艺、画图、制造物件，暨京外各女学堂寄来之件，一概陈列学中，任人品评高下。十三日灯晚，并有电影儿戏，演毕散会。两日男女接待员，酬应都极周到。凡不在学之来宾，每位购入场券，费洋一元，此项作为捐助本学经费。本馆谬承雅爱，获入参观，模绘斯图，附录其事，登诸报端，以志盛举。
“谬承雅爱，获入参观”的男女来宾，亲眼目睹京津各女校成绩，必定对此“文明气象”赞叹不已。历经百年沧桑，当初展览的照片已无从寻觅，幸亏还留下了画报上的这幅
图像。
以办女学展览的形式，吸引热心教育的各界人士前来参观；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借为灾民募捐，女学生开始走出校园。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中国妇人会在厂甸为江北灾民募捐，此事轰动一时，各报多有报道。与1907年《开通画报》第一期的《赈济难民》不同，1907年《时事画报》第一期上的《中国妇人会》焦点突出，无论图像还是文字，均以女子的卖图与收捐为中心：
正月十五前后，厂甸之中，商贾云集，士女纵横，洵盛事也。今年又有度支部杜主事之女公子，因江北难民，力图募捐，创设一妇人会，劝大家捐纳银钱，以济江北流民之难。当时也有捐十两银子者，也有捐七八元至一二元数十铜元不等，均已粘贴名衔榜示大众。噫，中国之热心同胞者，不意竞出于妇人女子之见，此亦中国文明之进步也。
这里所说的“杜主事之女公子”名成淑，为北京四川女学堂学生，时任中国妇人会书记。此次募捐，作为京城女学生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影响十分深远。四川女学堂及女学传习所的学生们，“印出《江北难民图》二万张，上附俗歌浅说，高揭红旗，上书‘中国妇人会’五大字，在聚和祥参局门首石磴上，持图叫卖”，“此为中国女界向来未有之创举”；而“现今女界中，明白时局，热心公益的很多，那般冷血男子，对着这般热血女子，能不羞死吗？”可不仅是女学生，北京花界中人，也有热心的。据1907年《星期画报》第24期刊登的《花界热心》一文称，二月廿五六日在福寿堂开办灯晚会，给江北灾民赈济，共筹得洋银三千多元：“这两晚上，凡花界的韵友，没有不来尽义务的，连登台演唱的，带不曾登台的，大约不下千人。”
学界与花界共舞，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再加上发生了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生屈彊私下传信给杜成淑表示爱慕的事件，社会上对于女学生从事慈善活动，颇有争议。女学传习所总理江亢虎多方联络，倡办规模宏大且品类繁杂的女学慈善会，包括“女学生制作品展览会，女学生物品贩卖，女学生唱歌游戏，古玩玉器书画展览会，女优唱戏，女优马戏，艺曲、烟火、奏乐等事，以娱耳目而爽精神，并拟以入场券所得之盈余金，均拨为赈款”等。终于，朝廷看不下去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二十三日，一纸通令，将女学生的活动重新限制在校门之内：
现今女学方在萌芽，热心兴学者自应共体艰难，岂可以贻人口舌之事端，致生阻碍。今本部特为申明，劝诫各学生陈设手工物品以助赈需，仅可遣人送往，不必亲身到会。至于赴会唱歌舞蹈，于礼俗尤属非宜。招集马戏混迹其中，更非敬重学生之道。 这里所说的“招集马戏混迹其中”，明显针对的是《顺天时报》上《拟开女学慈善会》的报道。
至于最早走出校门的，不是专门招收“中等以上女子”的豫教女学堂，而是设立在四川营内的四川女学堂，或许并非偶然。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月十四日，《顺天时报》上刊有《川馆拟设女学》，称“闻川省京曹以现在女界文明日有进步，会商同志拟在宣武门外四川营四川会馆内设立女学堂一区，以开风气”，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可接下来的连续报道，让人目不暇接。先是开学前记者前往参观考察，借墙上的学堂简章，点出此女学堂之“大有来头”：
周游一遍，全堂规模，虽小小结构，颇有文明气象。看毕走出，见门洞西墙上挂着一张学堂简章。略看一遍，方知这会馆旧基是明朝有伟大名誉的四川女将秦良玉氏的旧址。看官可知道秦女将军的历史么？如有不知道的，请看下文。
后又有关于四川女学堂举行开学典礼的报道，再一次提及四川女将秦良玉：
门中央上楣横一长额，上写十二字，这十二字却特别优美，为全国四百州学界中特色，这十二个是什么字呢？叫做“蜀女界伟人秦少保驻兵遗址”。看官恁瞧，这十二字，气象多么威武呀！原来这学堂旧址，就是秦女将军名良玉的勤王白杆军屯兵的地处，所以这胡同即名四川营。前明因秦女将有大功，所以封他为少保。看官你想，女少保古今有几人呀？女学堂门外有这匾额真是特色。
早年女将军屯兵之处，如今办起了女学堂，这一古今对话，确实让人浮想联翩。
同样借女将军秦良玉故事激励女学生的，还有内城的女学传习所。宣统元年（1909）七月十九至二十三日的《顺天时报》上刊登的《三城女学传习所开学》，专门报道江亢虎所办三处女学传习所开学情状，其中提到海军筹备处设在石驸马大街路南，和内城女学传习所遥遥相对：
女学生早晚上学、散学时，经过海军处门前，必有能触发自强思想，或劝他丈夫或教他儿子为国家充兵，担当宪法上服兵役的，或者更有秦良玉第二女将，出在女学传习所中，亦未可知。
“秦良玉第二”那样的女将军，暂时不可期，但“额者特女士和惠兴女士，一南一北，可称学界近今二大女杰”，却是实实在在的榜样。
“幼娴诗礼，慨念时艰，屡拟创设学堂，以遭家多难未果”的慧仙（已故工部郎中承厚之妻额者特氏），特立遗嘱，将家产尽数捐助各学堂经费：“计捐入惠馨女士所设杭旗之贞文女学五百两及京师所设公立小学堂银一万两，自立女工传习所一万四千四百两，佛教小学堂四百两及捐各学堂仪器银三百两，共捐银二万五千六百两。”此等雅事，当年各报均有报道。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慧仙女工学校落成；越年正月念五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关于慧仙女工学校开学典礼，刊于1907年《星期画报》23期的《女教起点》，有详细的描述：
二月二十五日，北锣鼓巷慧仙女工学校行开学礼，恭迎皇太后钦赐御书匾额，悬挂中堂。是日男女来宾甚盛，经理员接待周到，学校规模也极整肃。礼毕，诚裕如君登台演说，讲女界的平权自由，宗旨正大，用在中国，句句可行。寄宿舍有女士遗像，瞻仰的人，没有不起敬的。女士托付得人，诚君善成人美，可称二难。将来中国女教的发达，当从慧仙女工学校起点。
采写这则新闻的杨采三君，显然没有亲临现场，以致把两件事搞混了。举行开学典礼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1907年3月9日），那时堂上悬挂的是光绪皇帝钦赐御书“育才兴学”匾；至于慈禧太后赏赐的“培才劝学”匾，则是二月二十五日（1907年4月7日）方被恭迎并高挂起来的。
慧仙捐产兴学的故事确实感人，称其为“忽从女界一方面，放出异样灿烂的文明光线”，也未曾不可；但若真的将其作为“女教起点”来表彰，却又不见得很合适。史实上略有出入倒在其次，关键在于立说背后隐含着的正统意识。得到皇帝及皇太后的分别题匾，如此“殊荣”，当世无双；还有，开学前一天，正好学部颁行了女学堂章程。这两点，只能说明慧仙女工学校的兴办，符合朝廷的意愿。可在晚清，兴女学的真正动力在民间，而不是什么“慈宫注重女学”；朝廷最终顺从了民意，但谈论“女教起点”，不该从此入手。
女学生的装扮成为时尚
晚清兴办女学堂，最缺的是合格的教习、教材、教室，以及充满求知欲的女学生。朝廷当然也关心这些，可似乎对服装设计更感兴趣。为什么？原先“养在深闺无人识”，女子爱怎么穿着，那是个人的事；如今抛头露面，走在大街上，女学生的服饰，于是关系整个社会风气。最先当然是抄袭国外的设计，如得到服部宇之吉帮助的《北京豫教女学堂章程》，便明文规定；
学生装服宜朴实，不宜华侈，虽富家大族，既到学堂，亦必去奢崇俭。
豫教女学堂以“造就贤母良妇为目的”，对服装的规定更多着眼于个人道德修养，故还只是统而言之。到了1907年，学部奏定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牵涉民族国家形象，对女学生服饰的规定，于是变得越来越具体：
学堂教员及学生，当一律布素（用天青或蓝色长布褂最宜），不御纨绮，不近脂粉，尤不宜规抚西装，徒存形式，贻讥大雅；女子小学堂亦当一律遵守。
为何在女学生的服装上大做文章？就因清廷认定，“妇容之庄，有以养成高尚端淑之人格，礼教之防，莫先于此”。故1910年《学部奏遵拟女学服色章程折（并单）》，对女学生穿着的设想，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一、女学堂制服，用长衫，长必过膝，其底襟约去地二寸以上，四周均不开衩，袖口及大襟均加以缘，缘之宽以一寸为宜。
二、女学堂制服，冬春两季用蓝色，夏秋两季用浅蓝色，均缘以青。
三、女学堂制服，用棉布及夏布，均以本国土产为宜。
另外，还有不得缠足，不得簪花傅粉，不得效东西洋装束等详细的规定。
这些严苛而且琐碎的规定，不见得真能推行全国，但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京城里的服饰潮流。兰陵忧患生于1909年撰《京华百二竹枝词》，其中有： 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
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
诗后有小注，曰：“女学生或步或车，经过街市，容貌服色，毕露文明。”
如此正面肯定女学生的“不施脂粉”，不见得所有人都同意。比如，有人就以调笑的笔调，描述晚清京城里女子服饰的变化。1909年的《醒世画报》16、17期上，曾连载支那腐败人的来稿《女儿多爱学男妆》共六首：
足着乌靴假大方，女儿多爱学男妆；
凤头鞋子虽抛却，终是趑趄向路旁。
世事于今尽改良，女儿多爱学男妆；
乱头粗服焦黄面，只为不亲脂粉香。
慵挽青青百宝光，女儿多爱学男妆；
尖头便帽欹斜戴，借把花姑当女郎。
新式衣裳巧样镶，女儿多爱学男妆；
雌雄到此浑难辨，一任他人说短长。
蹀躞茶楼引领望，女儿多爱学男妆；
纸烟风镜娇模样，竟尔相忘是窈娘。
结队（出）操列几行（原缺一字，拟补），女儿多爱学男妆；
漫说娘子军无敌，输却哥舒半段枪。
这里所描述的不缠足（“足着乌靴假大方”），不簪花傅粉（“乱头粗服焦黄面”），袖口及大襟加缘（“新式衣裳巧样镶”），都是当年女学生的标准打扮。至于女子列队出操，更是学堂生活里最新鲜、最富于刺激的场面，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甚至成为新年画的绝好题材。
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更由于百姓的趋新骛奇，女学生的装扮，一时间竟成为时尚。嘲笑某男士模仿女学生，或“妓女穿裙子，假装正经人”，都还不是最要紧的，晚清京城里引领时装潮流的，竟然不是妓女，而是女学生，这点与上海大相径庭。或许，北京人的时装趣味太受伦理观念的制约，但也可能是京城里的妓女缺乏自信，这才需要抄袭女学生的服饰。1910年《醒世画报》34期上的《鱼目混珠》，对这种局面很不以为然：
十九日午后，玉广福斜街有两个妓女，打扮的很文明，穿着一双皮靴，鼻梁上架着一付金丝眼镜，大襟上带着一朵花儿，直像个女学生。咳，中国服制杂乱无章，男女随便胡乱混穿，以致鱼目混珠呦。
连妓女都喜欢模仿女学生的打扮，可见“女学堂制服”的成功；至于男女服装随便混穿，大街上从此不辨雌雄，这又有多大的危害呢？
在守旧者看来，此举确实非同小可。服饰风气的转移，意味着女性自我定位的变化。“女儿多爱学男妆”，与女性不再安于闺阁，开始勇敢地走上街头，二者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1908年《日新画报》25期上的《女界现象》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教养，拿着风筝满大街疯跑，皆缘于“女学堂不甚发达”。其实，作者误会了，若女学堂进一步发达，满大街疯跑的姑娘，还会更多。不妨看看宣统元年（1909）八月初四日《新铭画报》33号上的《姑娘御车》：
前门大街，昨有一姑娘自己揽辔的一辆大马车。观此姑娘，约在二十上下岁。细一打听，敢情是某学堂的学生。那种得意的样子，就不必提了。咳，这就是自由吗？（有点过火吧？）
不只跑风筝，还亲自揽辔大马车，这样的场景，随着女学的发达，将会变得司空见惯。如此举措，是否真的“有点过火”，端看个人的立场及趣味。
也有对此持宽容乃至赞赏的态度的。比如《星期画报》上大兴杨采三撰稿、潞河顾明善（月洲）绘图的《女士走马》，便是很好的例证。女学生骑马经过琉璃厂，有人嘲笑说，女子只配管二门里头的事，不该如此瞎逞能；作者于是站出来，为女学生辨解：
咳，说这话的，就算顽固到家了。古人教女子办家里的事，是他的天职；没说过教女子不懂外边的事。现今盼望中国自强，女子会骑马，正是自强的苗头儿。请问当年那花木兰替父从军，谯国夫人领兵打仗，他们都不会骑马吗？
花木兰、冼夫人（谯国夫人），还有秦良玉，这都是晚清常被提及的女英雄。先为《点石斋画报》主笔，后独力创办《飞影阁画报》的上海画家吴友如，甚至将此三女杰与西施、王昭君、罗敷、莺莺等历史及文学人物并列，合成“古今百美图”。
《木兰辞》广泛流传，《隋书·谯国夫人传》也多为人知，反而是明末女将秦良玉，因其牵涉历史与文学，需要略做辨析。吴友如制作的《古今百美图·秦良玉》，除引《明史·秦良玉传》，介绍因夫死袭职的秦良玉如何在明季的兵荒马乱中，“亲率土兵数千名，削木为梃，所至立功，保护数郡，号白杆兵”。后因勤王有功，获御制诗二章，其中有“从此麒麟添韵事，丹青先画美人图”。秋瑾《题〈芝龛记〉》八章中，“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咏的便是此事。据学者考证，秋瑾诗文里，最常提及的女侠，竟然不是人所共知的花木兰、梁红玉，而是秦良玉，这与其格外欣赏董榕撰于乾隆年间的《芝龛记乐府》有关。
有趣的是，这么一个生活在明末的巾帼英雄，竟与晚清北京的兴女学挂上了钩。比如，四川女学堂便很好地利用了此地乃秦良玉驻军旧址这一故实，充分调动读者的历史想象，让前代女杰为今日之“振起女魂”效劳：
考察这四川女学堂，恰巧是秦女将军的遗址，藉此可以振起女魂。学堂果能发达，教育果能膨胀，学生的程度，一天高一天，那秦女将军的名誉也必一天大一天。秦良玉是前代的女杰，想不到过了二百多年，因为开办女学，又提起秦女将军，可见名誉是万年不会磨灭的。
而在1906年4月四川女学堂的开学典礼上，年仅17岁的“女教习刘大小姐”登台演说，也拿秦良玉大做文章。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九日《顺天时报》刊登的《参观四川女学堂举行开学礼式》报道称：“（刘）痛陈我国时局的危急，历述我国女界的腐败，并驳斥女子无才便是德七字的谬谈，又详论秦女少保的事迹，和古代班昭诸女伟人，及东西各国女界伟人的历史。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四座都为之动容。”
借秦良玉来为女学护驾，或者坚称“女子会骑马，正是自强的苗头儿”，都无法完全消解社会上对于女学生满街跑的担忧。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只是解读方式不无歧异。1907年3月的《顺天时报》上，有一则《各国女学情形》，提及走出家庭的女子的命运： 然以深闺之弱女，浸入社会活动之中心，耸立于万目注视之焦点，世人认为轻佻、为浅薄，或所难免。倘不慎之始，流弊所及，令女界再沉沦黑暗之世界，又未可知也。
作者是从女性命运着眼，可言谈中带出某种偏见。何以女性一旦进入社会，便会“耸立于万目注视之焦点”？这里隐藏着一个假设：上街的女性，很容易成为观赏的对象；而观看靓丽的女学生，乃大多数男性潜藏的欲望。所谓“近日女学始兴，而一二荡检逾闲之女流，阳昌学生之名，阴行越礼之事”，板子打的是女流，根源却在男子身上。关键在于，“好女子”成群结队，坦然行走在大街上，吸引公众目光，调动男性的潜在欲望，此举很可能使得“礼崩乐坏”，整个社会秩序从此失去控制—这才是朝廷以及卫道士们最为担忧的。
回头再看蒙养院或女学堂章程，体会主事者深深的忧虑。荣庆、张百熙、张之洞《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站在朝廷的立场，严防女子“自行择配”、“蔑视父母”，不无道理；可为何还要禁止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呢？说是为了保护弱女子免遭侵害，可未尝没有担心男性被诱惑的考虑。《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附章程）》称，“中国女德，历代崇重”，最为重要的，是认真攻读《列女传》《女诫》《女训》等，“及外国女子修身书之不悖中国风教者”。接下来规定，无论中外人士，不得随便进入女学堂参观；女师范生必须住堂，不得任意外出。此等规定，所要严加约束的，不完全是女性，还包括其可能的诱惑对象。
1908年的《奏为遵议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折》中，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
所以必使住堂者，放假有定期，不使招摇过市，沾染恶习。至学堂衣装式样，定为一律，以朴素为主，概行用布，不服罗绮，其钗珥亦须一律，不准华丽。
一个“不服罗绮”，一个“不使招摇过市”，二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这一规定，主要不是为了女子自身的道德修养，而是担心“服罗绮”且“招摇过市”的女学生，成为都市里最为靓丽的风景，吸引大量公众目光，对现有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奏折的起草者，其实相当了解中国普通民众的趣味；只是其防患于未然的思路，未必真能奏效。
女人打扮入时，路人难免多看两眼，但警察对盛装女子评头品足，或者男学生“两眼直勾勾的竟瞧来往的妇女，外带着大开批评”，可就不太文明了—晚清北京画报中，多有纠正如此陋俗的。最能显示这种民间趣味的，当属1907年《开通画报》第8期上的《花界热心》。“自从江北遭此惨状，北京各色人等，都发了善念。惟妓女向例热心，因江北饥民大家商议大开演说会，上捐的人颇踊跃。”很可惜，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被画面右上角那手持望远镜的男子给破坏殆尽。人家在募捐，他在看什么？不外是尽情欣赏那“盛装表演”的妓女。
如果大街上走动的，不是性感妖艳但地位卑下的妓女，而是“中等以上人家”的大姑娘，无疑更具“观赏性”。这不是笑话，而是当初女学堂面临的最大困境。朝廷之所以希望将女学堂与热闹的街市相隔绝，或者规定“因事请假者，必须家人来接”，部分原因也是有感于民智的“不开通”。
1907年的《日新画报》9期上，有一幅图，真的就叫《不开通》，说的是：
甘石桥第一女学蒙养院，每日下学时候，街上人挤了个满儿，简直的过不去人。看学生虽是好事，可也别妨碍交通呵。可是该处守望的，也该竭力的劝劝才好。
女学堂门口挤满人，是来看女学生的；不用说，观众都是男性。校门口牌子，横的是“京师第一蒙养院”，竖的则为“西城私立第一两等女学堂”。可以与此媲美的，是1909年《正俗画报》18期刊登的《太不像事》：西单牌楼北边京师第一蒙养院附设女学传习所门口，站着几位女学生，旁边不远处就是停放人力车处；车夫们不只窥视，而且调笑，说这个发式新潮，那个脚太大。作者于是感叹：这实在不成体统，警察应赶紧将车夫轰走。
围在女学堂门口的男性，倘若只是“观赏”，即便你认定其举止不太文明，也奈何他不得。当初学部设计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时，已经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故称：
开办之后，倘有劣绅地棍，造谣诬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护之责。
问题在于，人家不是“劣绅地棍”，也没有“借端生事”，地方官吏无权弹压。不必驾马车、跑风筝，单是年轻漂亮的女学生，成群结队，游走街市，如此流动的风景，便是对于男性潜在欲望的充分调动。这才明白，“女学堂服装”为何会成为妓女争相模仿的对象。
觉醒的女子
晚清北京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走过若干身着崭新校服的女学生，吸引了众多民众以及记者/画师的目光。千万别小看这幅略显黯淡的图景。正是这些逐渐走出深闺的女子，十几年后，借助五四新文化潮流，登上了文学、教育乃至政治的舞台，展现其“长袖善舞”的身姿，并一举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
画报的存在，起码让我们了解，这些其实并不弱小的“弱女子”们，如何在公众的凝视下，逐渐成长的艰辛历程。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凝视”，包含惊讶与激赏，也隐藏偏见与误会，但所有这些目光，已经融入女学成长的历程，值得我们认真钩稽、仔细品味。
“画报中的女学”，不仅仅混合着民众的街头窥探与画师的笔墨技巧，还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直面的，除了具体的图像资料，还包括凝视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以及凝视本身的历史性。
视野开阔、兴趣广泛的晚清北京画报，并没自觉承担记录女学历史的重任；今人即便披沙拣金，所呈现出来的图景，无论如何都是残缺不全的，且多少带有“后设”的味道。明知存在如此陷阱，仍想借助五个具体场景，迅速掠过那风云激荡的年代，给予晚清女学“惊鸿一瞥”。
1906年的《开通画报》6期上，有《说说没有教育的女子罢》，讲述的竟然是汉朝朱买臣休妻的故事。借助于《烂柯山》等传统戏曲，女性读者大都晓得什么叫“马前泼水”。作者正是希望通过这广为人知的故事，激发女性受教育的欲望： 我望那有钱有力量的旗汉同胞哇，马马利利儿的多立些处女学堂女工厂，将来咱们全国的女子通盘的都有学问，全明白了人之大伦，不但没有嫌贫爱富的妇女，就连那不懂得家庭教育的妇女也就见不着一个儿了。
早期女子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独立意识与工作能力，而是“涵养女子之德性”，故“慧眼识丈夫”，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学部终于同意开女学了，可又设置众多限制，目的是严防“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如此朝廷意图，画报作者心领神会。1908年的《北京日日画报》160期上，有《学部限制女学生》图，配上三言两语，竟然就把这一切说得清清楚楚：
听学部人说，该部以朝廷现在创设女子学堂，各省自应由官家一体设立，特订《女学堂章程》，今将最要紧的录于下。（一）男女学生不准交友；（二）禁止蓄留前额发；（三）不准创自由结婚之说；（四）男学开会，女生禁到，女学开会，男生禁到；（五）女学堂以三从四德为根本；（六）开女学原为昌明家庭教育，举凡一切关于国家之事，无须女学生干预，尤不准有登场演说之事。
简洁的画面上，听训的，是毕恭毕敬的女学生；手持文本（或许就是《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训话的，自然又是学业有成、地位显赫的中年男子。
按照朝廷的设想，可以开办女学堂，但必须防止女学生目无尊长甚至妄议朝政。所谓“其无益文词概不必教，其干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就是这个道理。可思想的闸门一旦开启，后面的事情，其实很难控制。1908年的《北京日日画报》61期上，报道湖南某女子，撰写一《女界国会请愿书》，洋洋数千言，切中要害，可格于禁例，无法入都呈递，只好邮寄。接受了新教育的众女子，虽暂时无法亲自进京递交请愿书，但其议论朝政的意愿，已跃然纸上。
只要朝廷允许兴女学，总有一天，觉醒了的女子，会走上街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一大趋势，根本无法阻挡。终于，风声鹤唳中，女革命党携带炸弹；随后，又有北洋女师范学堂组织提灯游行，庆贺中华民国成立。短短几年间，行走在北京画报中的女学生，竟然从早先的“贤妻良母”，一转而为“女革命党”。如此女学论述/想象的演变，可谓一日千里。
不妨说，晚清北京的画报，为中国女学的发展，勾勒了一个大致轮廓。但就像所有的“凝视”都有其历史性一样，北京画报观察女学的视角，以及描述女学的技法，严重受制于那个时候京城里的舆论环境。
京城里的女学生，会关心国事，但不可能像秋瑾那样运动会党，奔走革命；京城里的画报，有若干尖锐的讽刺画，也不可能像1905年创办于广州的《时事画报》（潘达微、高剑父、陈垣等编辑），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家反抗清廷的政治立场。作为“第一声啼哭”， 1902年6月23日《启蒙画报》创刊号上的《小英雄歌》，就已经为整个晚清北京画报的叙述定下了调子。所谓“英雄本原有二事，为子当孝臣当忠”，如此温和的文化立场，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完全可以接受。接下来的“曲终奏雅”，更预示了日后北京画报某种很难超越的局限：
小英雄，休云小，少不好学行将耄。
古人因文能见道，今人开智宜阅报。
臧否人物且勿谈，是非朝政故勿告。
我愿小英雄，流览画报启颛蒙，从兹世界开大同。
既然是办报（即便是娱乐性较强的画报），不可能没有任何褒贬抑扬。所谓“臧否人物且勿谈”，日后多有突破；可“是非朝政故勿告”，则成为晚清北京画报很难逾越的禁区。相对于同时期广州、上海等地的画报，北京人显得谨小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