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gpaoc.com--400字】
著名作家龙应台筹备20年、闭关400天写成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09年8月底在台湾出版，目前已经成为台湾最畅销的图书之一。这本书引起的争议和关注，不异于在文坛掀起了一场“龙卷风”。
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引发了如此大的反响?写作这本书的龙应台，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她壮怀激烈，忧国忧民，同时，温情柔软，心怀深爱。她就是一场刚柔并济的“龙卷风”。
悍然无畏：烧起华人文坛熊熊“野火”
1952年龙应台出生在台湾高雄县大寮乡。那片渔利可以望见大海。她在那里读完了小学。龙应台的童年时代正是台湾经济萧条的年代，她的家和无数外省移民家庭一样品尝了贫穷的滋味。她从湖南衡山走出来的父亲本是职业军人，那时却不得不为了她的学费四处借钱。
1969年，17岁的龙应台进入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新竹交通大学担任助教。1975年9月，龙应台留学美国，攻读英美文学，她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英文系担任教职。
出国10年之后，1983年8月龙应台偕同德籍丈夫一起同到台湾，任教于中央大学英文系。经过一年的观察，因忧心文学界“温柔敦厚”的评论风气将无助于文学发展，她开始发表一系列尖锐的小说评论，余光中评价这些小说评论是“龙卷风”。
1984年11月的一天晚上，因为实在不能忍受荧光屏上一位女“立法委员”自私自满的谈话，龙应台一口气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自此一发而不可收。
1985年，由这些杂文结集出版的《野火集》在当时风靡整个台湾，被誉为“时代的刻痕”。龙应台的名字家喻户晓，“野火”一词也成为80年代台湾人共同记忆中的一个印记。她的文章就如一把燎原的野火，点燃台湾社会存在已久的陈腐，也为台湾社会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空间。
《野火集》有人鼓掌叫好，有人破口大骂，龙应台是在丑化中国，丑化中国人，丑化台湾的社会，满纸酸溜溜、脏兮兮、恶狠狠、火辣辣。龙应台以她那锐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地揭开社会中的种种病象，让血淋淋的事实逼迫人们去自剖，去反省。她坦率承认《野火集》“很苦很猛”，她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不受传统跟规范的拘束，超越出来的”，“‘野’取其不受拘束，‘火’取其热烈”。这也正是龙应台杂文风靡台湾的根本缘由。
《野火集》在出版一个月内就销售5万多本，到现在已重印高达100多版，在台湾每100人中就拥有一册。《野火集》还在当年被评选为“年度最具影响的书”。龙应台也被评选为“1985年文化界风云人物”。
任前放言：“你先看看我的书”
在1985年8月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一年以后，次年8月，龙应台远赴欧洲，和丈夫以及刚刚出生的儿子旅居瑞士苏黎世。正当面临人生和事业的一个高峰的时候，龙应台选择了飘然远去。
离开华文世界的离群索居，让她告别了《野火集》的写作方式，同时也铸就出一个具有独立人文精神的龙应台。
在龙应台写作《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教授、作家，而是中国。”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到了她写作《人在欧洲》时，转换成了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但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宽了；龙应台自己回忆说，“从《野火集》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
1988年底，龙应台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10天。此次访问进一步拓宽了她内心中关于历史和文化命运的思考。龙应台的文章也从犀利的批判转为同情的了解。
同时，在这个价值重估的时代，龙应台不但深入思索历史问题，也学习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关怀的视角从台湾到西方，并及于中国大陆，造就了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精神。
旅居海外后，尤其是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向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世人注目。
1999年，台北市长马英九邀请龙应台出任刚刚成立的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对马英九说，你先看看我的书。“我认真地看了她所有的作品，几经交流她才答应。”马英九后来谈起这件事，笑着说。
温柔母爱：《孩子，你慢慢来》
龙应台似乎一直都生存于两极当中，而且这两极在她身上如此融洽，她的“大男人”与“小女子”，她的忧国忧民与注重家庭，她怒发冲冠的《野火集》与育儿日记般琐碎的《孩子，你慢慢来》，她于《野火集》在台湾掀起大风大浪时却悄然离合到欧洲育儿，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龙应台说，“我在写《野火集》时，也在写另一本书《孩子，你慢慢来》，这两本书，一本像刀剑，一本像温柔的羽毛，可是它们的核心东西是，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深切的爱，还是一样的东西。”
读者了解龙应台的温柔母爱，大都是从她《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里体验到的。也是这本书，让读者认识了她的两个儿子安德烈和飞力普，阅读到“安安”、“飞飞”的成长历程。
安德烈14岁那年，龙应台离开德国回到台湾：而当她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母子俩重逢时，安德烈已是一个18岁的青年：身高184厘米，有了自己的驾照，可以出入酒吧。此时，在龙应台的眼里，安德烈“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有一点‘冷’地看着你”。他变成一个让龙应台“不认识的人”了，两代之间仿佛无话可谈。“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龙应台惊慌、焦虑地发出了感叹。
2003年。龙应台毅然决定离开政府部门，来到香港大学当一名客座教授。她要重新认识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当初我没想到要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18岁青年的内心世界。”龙应台说。于是，她和安德烈开启了3年6个月的书信来往。书信中，双方时有针锋相对，甚至彼此的嘲弄，也有午夜的交心，以及知性的辩论。将近10万字的36封家书，再加上两人的网上对淡、电子邮件和越洋电语，结集成《亲爱的安德烈》一书。母子对话、现代家书，不回避问题，不假装温情。两人的代沟、中西文化的碰撞、宽容与原则、慈母的威严与孩儿的平等诉求，串起了一个个严肃而又感性的话题。
龙应台也意识到两人的差异，“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母亲角色让龙应台对儿子心存
关爱、呵护甚至“操控”，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龙应台义时刻提醒自己，孩子已成年，有行动的自由。
“向失败者致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龙应台为什么要在扉页上“向失败者致敬”呢?
龙应台这样回答记者――
原来出发的时候，我想象书的内容主要是以我父母为主的外省人的故事，他们那一代失败的国军。后来我发现，我想要了解那200万人到台湾后受到的撞击，不可能只了解他们那一边，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有600万人。
写到最后，我想，涵盖了这200万人和600万人共同命运的，到底是什么呢?向流离者致敬或向战败者致敬，都只涵盖了一部分。到最后，才发展出扉页上所写的主题――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也就是向失败者致敬。
为什么说致敬?以我的家族史来说，我们这一代人，除了老大在大陆以外，在台湾生长的这4个兄弟姐妹中，有3个博士和一个大学生，现在一个是土木工程师、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医院院长。以我们的父母亲60年前的状况来说，母亲在高雄满是难民的码头上岸，找不到丈夫，带着个婴儿，以在菜市场摆个摊子为起点，到60年后子女都有所成就，你想想看，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是怎么做到的?你不能不致敬!我致敬是以像我这样的家庭为出发点。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
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冷冰冰的历史档案，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她知道她将面对批评、争议、指责，她说，她做好了被一些人“万箭穿心”的准备，但是，她依然对自己的文字有十足的信心。她说：“我希望大家来读这本书，因为只有当你了解了对方的痛苦，才能对一些行为、一些思维有新的认识。你再作的价值判断，才能够更接近真实。我觉得要写出大陆人的痛苦，需要一万本这样的书。当我说大陆人不知道台湾人痛处的时候，台湾人同样不知道大陆人的痛处。只有两岸人民对对方有了真正的了解，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龙卷风”起: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www.wenku1.com
著名作家龙应台筹备20年、闭关400天写成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09年8月底在台湾出版，目前已经成为台湾最畅销的图书之一。这本书引起的争议和关注，不异于在文坛掀起了一场“龙卷风”。
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引发了如此大的反响?写作这本书的龙应台，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她壮怀激烈，忧国忧民，同时，温情柔软，心怀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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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一场刚柔并济的“龙卷风”。悍然无畏：烧起华人文坛熊熊“野火”
1952年龙应台出生在台湾高雄县大寮乡。那片渔利可以望见大海。她在那里读完了小学。龙应台的童年时代正是台湾经济萧条的年代，她的家和无数外省移民家庭一样品尝了贫穷的滋味。她从湖南衡山走出来的父亲本是职业军人，那时却不得不为了她的学费四处借钱。
1969年，17岁的龙应台进入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新竹交通大学担任助教。1975年9月，龙应台留学美国，攻读英美文学，她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英文系担任教职。
出国10年之后，1983年8月龙应台偕同德籍丈夫一起同到台湾，任教于中央大学英文系。经过一年的观察，因忧心文学界“温柔敦厚”的评论风气将无助于文学发展，她开始发表一系列尖锐的小说评论，余光中评价这些小说评论是“龙卷风”。
1984年11月的一天晚上，因为实在不能忍受荧光屏上一位女“立法委员”自私自满的谈话，龙应台一口气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自此一发而不可收。
1985年，由这些杂文结集出版的《野火集》在当时风靡整个台湾，被誉为“时代的刻痕”。龙应台的名字家喻户晓，“野火”一词也成为80年代台湾人共同记忆中的一个印记。她的文章就如一把燎原的野火，点燃台湾社会存在已久的陈腐，也为台湾社会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空间。
《野火集》有人鼓掌叫好，有人破口大骂，龙应台是在丑化中国，丑化中国人，丑化台湾的社会，满纸酸溜溜、脏兮兮、恶狠狠、火辣辣。龙应台以她那锐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地揭开社会中的种种病象，让血淋淋的事实逼迫人们去自剖，去反省。她坦率承认《野火集》“很苦很猛”，她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不受传统跟规范的拘束，超越出来的”，“‘野’取其不受拘束，‘火’取其热烈”。这也正是龙应台杂文风靡台湾的根本缘由。
《野火集》在出版一个月内就销售5万多本，到现在已重印高达100多版，在台湾每100人中就拥有一册。《野火集》还在当年被评选为“年度最具影响的书”。龙应台也被评选为“1985年文化界风云人物”。
任前放言：“你先看看我的书”
在1985年8月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一年以后，次年8月，龙应台远赴欧洲，和丈夫以及刚刚出生的儿子旅居瑞士苏黎世。正当面临人生和事业的一个高峰的时候，龙应台选择了飘然远去。
离开华文世界的离群索居，让她告别了《野火集》的写作方式，同时也铸就出一个具有独立人文精神的龙应台。
在龙应台写作《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教授、作家，而是中国。”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到了她写作《人在欧洲》时，转换成了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但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宽了；龙应台自己回忆说，“从《野火集》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
1988年底，龙应台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10天。此次访问进一步拓宽了她内心中关于历史和文化命运的思考。龙应台的文章也从犀利的批判转为同情的了解。
同时，在这个价值重估的时代，龙应台不但深入思索历史问题，也学习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关怀的视角从台湾到西方，并及于中国大陆，造就了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精神。
旅居海外后，尤其是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向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世人注目。
1999年，台北市长马英九邀请龙应台出任刚刚成立的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对马英九说，你先看看我的书。“我认真地看了她所有的作品，几经交流她才答应。”马英九后来谈起这件事，笑着说。
温柔母爱：《孩子，你慢慢来》
龙应台似乎一直都生存于两极当中，而且这两极在她身上如此融洽，她的“大男人”与“小女子”，她的忧国忧民与注重家庭，她怒发冲冠的《野火集》与育儿日记般琐碎的《孩子，你慢慢来》，她于《野火集》在台湾掀起大风大浪时却悄然离合到欧洲育儿，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龙应台说，“我在写《野火集》时，也在写另一本书《孩子，你慢慢来》，这两本书，一本像刀剑，一本像温柔的羽毛，可是它们的核心东西是，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深切的爱，还是一样的东西。”
读者了解龙应台的温柔母爱，大都是从她《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里体验到的。也是这本书，让读者认识了她的两个儿子安德烈和飞力普，阅读到“安安”、“飞飞”的成长历程。
安德烈14岁那年，龙应台离开德国回到台湾：而当她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母子俩重逢时，安德烈已是一个18岁的青年：身高184厘米，有了自己的驾照，可以出入酒吧。此时，在龙应台的眼里，安德烈“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有一点‘冷’地看着你”。他变成一个让龙应台“不认识的人”了，两代之间仿佛无话可谈。“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龙应台惊慌、焦虑地发出了感叹。
2003年。龙应台毅然决定离开政府部门，来到香港大学当一名客座教授。她要重新认识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当初我没想到要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18岁青年的内心世界。”龙应台说。于是，她和安德烈开启了3年6个月的书信来往。书信中，双方时有针锋相对，甚至彼此的嘲弄，也有午夜的交心，以及知性的辩论。将近10万字的36封家书，再加上两人的网上对淡、电子邮件和越洋电语，结集成《亲爱的安德烈》一书。母子对话、现代家书，不回避问题，不假装温情。两人的代沟、中西文化的碰撞、宽容与原则、慈母的威严与孩儿的平等诉求，串起了一个个严肃而又感性的话题。
龙应台也意识到两人的差异，“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母亲角色让龙应台对儿子心存
关爱、呵护甚至“操控”，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龙应台义时刻提醒自己，孩子已成年，有行动的自由。
“向失败者致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龙应台为什么要在扉页上“向失败者致敬”呢?
龙应台这样回答记者――
原来出发的时候，我想象书的内容主要是以我父母为主的外省人的故事，他们那一代失败的国军。后来我发现，我想要了解那200万人到台湾后受到的撞击，不可能只了解他们那一边，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有600万人。
写到最后，我想，涵盖了这200万人和600万人共同命运的，到底是什么呢?向流离者致敬或向战败者致敬，都只涵盖了一部分。到最后，才发展出扉页上所写的主题――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也就是向失败者致敬。
为什么说致敬?以我的家族史来说，我们这一代人，除了老大在大陆以外，在台湾生长的这4个兄弟姐妹中，有3个博士和一个大学生，现在一个是土木工程师、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医院院长。以我们的父母亲60年前的状况来说，母亲在高雄满是难民的码头上岸，找不到丈夫，带着个婴儿，以在菜市场摆个摊子为起点，到60年后子女都有所成就，你想想看，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是怎么做到的?你不能不致敬!我致敬是以像我这样的家庭为出发点。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
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冷冰冰的历史档案，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她知道她将面对批评、争议、指责，她说，她做好了被一些人“万箭穿心”的准备，但是，她依然对自己的文字有十足的信心。她说：“我希望大家来读这本书，因为只有当你了解了对方的痛苦，才能对一些行为、一些思维有新的认识。你再作的价值判断，才能够更接近真实。我觉得要写出大陆人的痛苦，需要一万本这样的书。当我说大陆人不知道台湾人痛处的时候，台湾人同样不知道大陆人的痛处。只有两岸人民对对方有了真正的了解，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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