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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来自甘南的北京大学藏族生方坤都要去北京香火最旺的雍和宫朝拜，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5月28日，正好是雍和宫于农历四月十五日举行千供法会，隆重纪念佛陀释迦牟尼诞生、成道、涅��的传统圣节。这一天，雍和宫的僧人们身披袈裟，手持经书，在法轮殿荧荧的灯光映照下齐诵经文，并将数百盏酥油灯一一点燃，四周环绕着鲜花以及各种供品、器物均寓意一千，以示千供。大殿两侧，成千上万的佛教徒、香客还有游客蜂拥而至，随僧众诵经默默祈祷并感怀佛祖给人世带来的祥和与安乐。他们手握香烛，鞠躬祈愿，借缕缕青烟向佛祖表达心意。
方坤夹在拥挤的人群中却只是口中呢喃。“这只是朝拜方式不一样。”他不以为然地说，方坤的家乡有着甘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拉卜楞寺，在那里信徒一般用松柏的叶子去煨桑，很少见香客们摩肩接踵、焚香叩拜的盛况。他眼前的这座喇嘛庙已完全入乡随俗，特别是香烟缭绕处散发出的商业气息。
甘南的拉卜楞寺每月初一、十五及佛教节日对信徒免费开放，信众也可以在寺院门口的佛事用品店买几包柏树枝，一包柏树枝一元钱，一小瓶青稞酒五角钱，请一盏酥油灯一元五角钱。“几乎没有什么花销。”方坤说，而每次到雍和宫来朝拜，他不敬一炷香，也得掏25元的门票。
雍和宫这些年香火鼎盛，门票、香火和布施款项收入，每年数额可观。今年大年初一，方坤形容雍和宫进香的队伍已经从雍和宫大门排到1公里外的北新桥，而且新加入的人群不断延续。据媒体披露，当天6.2万人前往雍和宫上香，创下新的历史纪录，雍和宫一天门票收入就上百万元。
雍和宫请香处准备了各色高香提供给前来祈福的香客，为防止火灾，雍和宫已将燃香点的数量由13处减少为5处，所有的配殿均只敬香不燃香。
负责清扫的工作人员表示，初一、十五殿外的垃圾桶基本每隔10多分钟就会被填满，在进香的高峰期，每个香炉在1小时内会被香灰填满3次，工作人员要用拉煤的小铁车将香灰处理掉，殿内的敬香则直接倒在僧舍旁的垃圾场。
雍和宫的香火也火了周边商铺的生意。雍和宫外整条街道上，鳞次栉比开满了卖佛香和宗教纪念品的店面，还有几家算命、测字的铺子。庙门外一个不足3平米的香火小卖铺，店主得意地介绍说，他一个月的香火收入也得上万元，除去五六千元的月租，纯收入也有四五千元，一年收入最少十一二万元。
“当然还是雍和宫赚得盆满钵满。”这位店主说，雍和宫各大殿佛像前都置有随喜功德箱，施主可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意愿自由布施，普通游客一般少则几元，多则几百上千元不等，一些香客因所带现金不够还询问喇嘛有无刷卡处。据说在雍和宫求的平安符很灵，有僧侣专司开光事宜，那些镇宅图、幸运手串、护身符深受善男信女们追捧。
看着身边走过的信徒们纷纷布施钱财，方坤不由感慨，这些年佛祖也随着日渐富裕的信徒们变得富有起来。
“佛菩萨一天到底有多少钱入账？”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方坤认为不该问这样的问题，他也不可能得到答案。一直以来，雍和宫管理委员会的门口立着“游客止步”的牌示，好奇的游客只能在窗前歇脚时偷听到屋里哗啦啦数钱的声音传出来。
繁荣的寺院经济
“看上去这些佛教寺院很富有，但你没法知道它们一年收入究竟有多少。”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也很好奇，近年关于寺院经济收入从来没有一个数据来统计，“它目前还是一个黑箱。”
李向平曾多次到一些寺院、或与宗教局官员会谈，“但他们视之为机密，我们一般也得不到真实的答案。”他说，每家寺院对经济收入都守口如瓶，一个寺庙的香火、门票、信众布施以及功德箱的收入等，这些数据从来都是保密的。尽管很多佛教研究学者对它感兴趣，但这几乎是无法触及的领域。
“我们很无奈，一碰及这个话题，原本关系很好的一些方丈、住持都不接待你了，搞不好还被赶出来。”李向平说。
但不管怎样，近年香火的鼎盛让人有目共睹寺院的富裕。现在，被人们视为神秘之地的寺院正逐步改变千百年来“吃饭靠供养，修庙靠国家”的旧模式，向人们展示搞活商品经济的一派生机盎然景象。那些地处名山大川的寺院不仅成了旅游景点，同时还向香客、游客提供各种宗教服务。寺院正在改变过去不做生意的传统观念，僧人们不但能够理财，并且能够将经济搞活。
许多寺院还办起了自己的素斋馆、旅馆、工艺品小卖部、佛教书刊流通处、接待处等，更有甚者，一些寺院将带有佛教特色的素斋馆办到城中的闹市区。这些经营服务项目的开办给寺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在北京门头沟甚至还有佛教寺院占据煤窑的现象，僧人一般并不直接经营煤窑，而是以地入股，让他人经营，寺院以股获利。
李向平指出，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可以兴办生产、服务、福利事业等第三产业。国家也在具体措施上给予优惠，如对宗教土地房产免征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对宗教活动场所的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并要求城市建设中处理宗教房地产问题要照顾宗教界利益等。
一直以来，佛教寺院采取了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兼与文物、旅游、园林等部门配合来发展寺院经济的模式，近年来寺院经济则朝向多元化发展。
据了解，河南少林寺近年先后成立了武僧团、实业公司、影视公司等机构，对少林寺进行商业化的经营和推广。据不完全统计，少林寺每年能从门票、网上出售少林物品以及少林寺武僧巡回表演中获得数百万元的收入。与此同时，少林寺还举办了“中国寻找功夫明星”电视秀等活动。 少林寺所在地登封市拥有各类武术学校58所，并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武术分支机构，成为国际上最大的武术人才培训、输出基地。目前，少林寺“扩张版图”速度仍丝毫未减。继托管昆明四所寺庙后，有媒体报道称，少林寺准备在香港设置分支机构，还有意赴台湾开设分院。
最近又有传言少林寺将在2011年上市，这使得少林寺的资产备受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然而，方丈释永信却从来没有给出过答案，他只对外笑称，“这是最困难的事情，也是最难回答的。”
“当代中国宗教界参与经济活动已经在全国不少地方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李向平说，一些寺院的富有足以媲美大公司，年收入上亿的佛教寺院不在少数。据称，杭州灵隐寺2001年收入已经达到七八千万元，而现在灵隐寺年收入估计过亿，甚至可能达到十几亿元。但此说并未得到灵隐寺方面的证实。寺院财富积累到底有多少，北京法源寺一位法师笑说，“如果把四大佛教名山的存款取出来，银行都该垮了。”
五大收入来源
在许多佛教信徒的心目中，僧人们的物质生活非常简朴，经济来源主要靠信徒布施。同时，寺院早晚普佛，为信徒消灾或超度，也能获得一些供养。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包胜勇试图确定当前中国汉传佛教一些寺院的发展类型。他分析当前中国寺院经济的发展大致有五个来源：旅游门票收入、产业收入、宗教仪式或法事收入、社会供养和政府拨款。当前寺院收入的主要来源正是由这五大类收入形式因各自不同的情况组合而成。
目前，那些地处风景名胜或商业繁华之地的佛教寺院大多收取门票，寺院实际成为观光旅游的重要场所，而门票大大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据透露，少林寺每年接待200多万名游客，一张门票100元，而每销售一张门票少林寺从中分得30元。
杭州灵隐寺近年名声日高，据透露，杭州灵隐寺一年收入最大的比重来源于门票收入，占50%以上，2001年达到4000万元。2004年，灵隐景区接待了近500万游客，门票已达到1.7亿元。这些年，大部分寺院相应提高门票，灵隐寺门票由10元涨到30多元。而过去5年里，灵隐寺年均游客量在400万人次以上，据称新灵隐景区预计年客容量可达750多万人次。
除了门票收入以外，目前还有一部分寺院依靠法事收入为主，“它们不收取门票。”包胜勇说，这类寺院在江浙一带尤为兴盛，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中小寺庙大多保持这样的生存状态。
这些小寺庙也吸引着大城市的信众，江苏昆山一座小寺庙的住持介绍说，每月初一十五及佛教节日，来自上海、杭州等城市的香客都会来这里举行一些法事，通常一场法事大概有三四千元的收入。这座寺庙目前只有五六个僧人，一年收入却达门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5月21日，北京什刹海鸦儿胡同里的广化寺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以及放生、供斋、皈依法会。接下来的一周，广化寺还举行礼诵、“大佛顶首楞严经”和“妙法莲华经”大法会。举办法会，目前是现代寺院一项有利寺院与世俗联系，又为寺院创收的活动。
法会期间，许多善男信女都来寺院烧香还愿，他们或礼佛诵经，或布施钱物，或打斋供众，或听法师讲经，或请僧人做佛事。
广化寺佛事安排表上，一堂佛事明码实价，少则500元，多则4万元。比如做两个半小时的蒙山需要5000元，放焰口四个小时是8000元，一天的弥陀忏需要10000元，而“单家佛七”是40000元。初一十五期间普佛是500元，平时则需要1000元；此外，不少佛教信徒还要给参加经忏的僧人送红包。
一位佛教徒说，现在不少寺院天天为人做法事，放焰口是寺庙中主要的佛事。“某家死了人，于是请和尚来放焰口，使死者亡灵早升西方极乐世界，而生前有恶行的，也可免坠地狱。”
一些寺院还开发了许多新的宗教服务项目，最大限度地追求宗教附加值。大年三十“烧头香”，一直是杭州市民及周边地区的传统习惯。灵隐寺曾在2000年除夕夜有控制地向市民开放，将门票价格定为600元，限额发售5000张。2010年又将头香门票价格调整为200元，限额发售6000张。还有一些寺院新创日常项目，上海玉佛寺曾为汽车开光标明价码，30万元以内的汽车开光是3888元，30-60万元之内的汽车开光是6888元，而60-200万元之间的汽车开光是9888元。
此外，上海玉佛寺也有一部分产业收入，寺院设置流通处、素斋部还有上客堂（即宾馆），其中还有不少房间对外营业，但外界对其产业收入的总数不清楚。此外，寺院还成立研究机构、办刊物等，并聘请物业公司来管理寺院。
“真正依靠信众布施的是那些清修道场，他们不欢迎有太多人来打扰，更不欢迎观光客，僧人也从来不搞经济活动。”包胜勇说，江西中部一些县城的寺院供养收入占90%以上，他曾统计该寺院功德箱的收入，其中一月2.6万元，二月10.8万元，三月14.3万元。三个月中，该寺院总计有230多万信众布施。
神秘的财务管理
“出家人四大皆空，他们要那些钱干吗？”在北京教子胡同里的法源寺，一位来自甘肃正准备出家的佛教徒说，她并不关心信众布施的钱财去向，在她看来过问寺院财务是对佛祖的不敬，“我们相信佛祖，也相信僧人管钱的能力。”
和她一样，大多数佛教徒对寺院财务管理显得漠不关心，“这也是信仰的一部分，相信僧人。”他们说。
事实上，寺院自古就有一套财务管理制度，现居北京法源寺的中国佛教仂哙会长传印长老介绍说，寺院经济关系到僧众生活、殿宇维修、新宇扩建、佛事活动、资助地方公益事业等方面，为了住持道场，宏法利生，当前有必要加强寺庙的经济管理，强化、完善寺院的财务制度。
2001年，传印长老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担任方丈，他亲自制定《东林寺规约集》包括东林寺常住财会制度及客堂财务管理制度。
通常寺院住持为一寺总负责人，凡人事、财务、法事等均由住持领导，行使指挥、调度任免职权，而一寺生产、财政、物资等事以及内外联络应酬均由监院（俗称当家）统理，并由副寺辅佐当家，分工掌理寺务，如财会、采购、寺产、流通处等，寺院还设会计、出纳专司财务工作，经管收支账目、现金等。 其中，东林寺常住财会制度规定：凡在财务上借款，必须经监院核实，报方丈审批后，财务方予借支。大殿功德簿现金、香金及译经台功德箱、香金款由专人负责收交。其他各殿功德箱内现金应由会计等四人以上清点。每箱两把锁，由二人掌管钥匙。
而收款收据、门票则统一由会计保管、发放、回收，一本收据开完后，以旧换新。财务现金的收入支出必须经会计做出凭证，再由出纳根据凭证收、付款。出纳收取现金后，必须给人当面开出收据，并将现金及时存入银行。同时会计必须保证会计凭证、账簿、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按时向常住报告当月财务收支情况。
“这就好比一个企业，但管得怎样就很难说了，否则也不会出现寺院财务管理的乱象。”传印长老说，传统寺院受丛林制度影响比较大，实行民主协商，经济决定的程序要经过常住僧众集体讨论开会通过，但现在这样的寺院越来越少。
江浙一带的中小寺庙普遍没有建立会计以及相应的财务制度，往往都是方丈―人说了算，“钱都是从他一个口袋进，然后从一个口袋出。”包胜勇说，由于没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个别寺院负责人在经手钱款方面独断专行，侵吞钱财，甚至发生了个别寺院实权人物携款外逃的严重事件。
北京某寺一位法师说，此前担任会计的法师曾向外借出40万元投资，但事后被发现，他一直没有追讨回来，这位法师后来被撤职，但并没有被逐出寺院，而40万元最后不了了之。
最近一篇署名郑海婷《加强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的文章提到，目前一些寺院审批制度不够完善，个人行为和口头指令成为寺院负责人习惯性的审批手段，而且实物资产没有依法建账，资产被盗等流失现象严重，大部分寺院基本不向信众公布财务收支状况，财务管理基本上处于“不公开、不透明”的状态。
一些寺院负责人大都没有财会学科背景，财务管理意识淡薄，很多对会计法律法规一无所知，对财务人员任用选拔主要依赖对该人员信任。而寺院的财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往往是“兼职”或是“半路改行”，没有进行会计上岗培训和继续教育，有些甚至没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缺乏基本的财务、会计知识，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与实际要求差距较大，难以胜任寺院的财务工作。
该文指出，宗教活动场所财务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其资金来源和支出的特殊性决定了外部财务监管必然出现“真空”的现象。因其不属于政府职能部门，也不是国家重点投资的项目，所以不属于政府审计的范畴，而它也不是市场经济部门，不受工商税务部门等市场经济管理部门的强制性社会监管。这样，宗教活动场所的财务就势必游离于外部监管之外。
菩萨的钱怎么花
为了告慰游人和香客，杭州灵隐寺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收入款项的去向，寺院主要考虑“许多游人香客对宗教信仰仍心有余悸，对灵隐寺收入款项的去向也心怀疑虑。特别是港澳台地区的宾客，时常提出种种疑问”。
灵隐寺相关负责人对外声称，所有收入都严格按照佛门宗旨和民主管理使用，其中绝大部分将用于实施宏大的十年修建规划，重振巍巍江南名刹。另一部分款项除以寺养寺，维持灵隐寺日常开支外，主要用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以奉行和体现佛教乐善好施、行善积德、普渡众生的宗旨。
“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收入有多少项，却忌讳和你说钱是怎么花掉的，说白了是怕你去审核他们的账目。”一些研究人员试图摸清寺院的收入结构，却发现很难介入寺院的支出项目。显然，灵隐寺在其网站上大致说明了―下收入款项的去向，却没有向信众公布更为明细的账目表。
“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传印长老开诚布公地说，寺院开支项目包括僧人的衣食住行、生活费，还有修庙、水电费、医疗费、佛学院的办学费用等，法源寺是中国佛学院所在地，传印长老称佛学院日常开支一年就达两三百万元。
这些年寺院收入增加，而开支也逐渐递增。包胜勇在调查中发现，杭州灵隐寺、上海玉佛寺等寺院还向外聘请保安、保洁等工作人员，法会期间还要请消防、公安部门人员来维持秩序，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一些寺院收入支出还包括人情费用，“有些是给上级单位的，有些是给关系单位的，他们不愿意讲，但这些支出项目都现实存在。”包举例说，一些寺院曾以赞助的名义为当地宗教部门出资购买车辆，这些支出项目很难从账面上体现，大多为寺院隐性支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贪污赃款也开始利用寺院洗钱。
研究人员担心寺院财富支配和使用的不当，不仅对佛教造成负面影响，同时易滋生宗教腐败，而历史上不乏寺院集体腐败的现象。
近年来，佛教寺院纷纷在地震、海啸等灾难事件中踊跃捐款，而且数额不小。李向平很想了解哪些阶层的佛教徒在做善事，并试图与他们取得联系。但后来他得到寺院内部私下的说法是这些善款来源本身说不清，他们自然拒绝透露捐款人的相关信息，尽管在外界看来他们在尽功德做善事。
据了解，自从杭州市被国务院定为风景旅游城市以后，灵隐寺累计向市园林管理部门提供了五十余万元的资助。1984年，为改善灵隐寺一带农民饮用水的状况，灵隐寺毅然出资―万二千五百元，资助改水工程。另又出资七万元，资助铺路修桥，其中为修西湖白堤断桥就捐了五万元。同年，由于四川一带箭竹开花，国宝大熊猫濒临灭绝威胁。全国上下发起捐款建立基金以抢救大熊猫的活动，灵隐寺一次捐赠五千四百元，其中二千四百余元是僧众在寺内募化而来。1988年，浙江省遭受台风和特大洪灾，农田被淹，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灵隐寺响应政府号召，一次性资助灾区三万余元。
社会上的残疾人也是灵隐寺关注的一个重点。1985年，灵隐寺向省、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资―万五千元。这项公益活动，后来由于统一规定由杭州市佛教协会归口赞助才未能继续下去。自1985年以来，各地宗教场所逐步恢复，名胜古迹也逐步修复，前来向灵隐寺要求资助的日益增多。灵隐寺在这方面支出达八十二万余元，其中仅赞助香港天坛大佛像就达三十万元。1990年，灵隐寺又为亚运会募捐数万元。 此外，灵隐寺还为学校、幼儿园、居委会、街道和学术团体提供了多项赞助。灵隐寺还在收入中提出部分作为佛教协会统一公益基金的资助。
从公布的这些捐助款项来看，研究者估计灵隐寺只是将收入10%左右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比重不大。“当寺院经济越来越繁荣，寺院积累的这笔财富如何反馈社会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感到忧虑的是，如果善款被个人享用挥霍，而没有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佛教寺院的公信力也将崩溃。
富寺贫僧的困惑
5月21日下午两点，500多名善男信女选择在佛陀诞生这一天皈依，北京广化寺的方丈恰学法师为这些真正发心发愿学佛的信众传授三皈依。
自称佛学爱好者的杨林仍在现场围观，从18岁开始，他一直常来常往于广化寺，听法师讲座，和佛教徒交流，亲近僧人。杨林毫不掩饰对佛学的热爱，但二十年来他一直游走在佛门外却未将身心皈依三宝。他认为自己习气太重受不了三归五戒，而且他至今没有看到好的榜样。
在杨林的印象中，佛陀时代的僧人是一个苦修团体，他们过着托钵的乞食生活，不许从事生产经营，不许私蓄任何财物，以免生贪恋之心。但现在，“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僧人挣钱也是正常的，他们出门沿街讨饭可能会吓着百姓。”他说。
多次和僧人接触后，杨林发觉僧人虽以追求出世、神圣为目的，但却无法真正摆脱人间烟火。“他们也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他说，现在僧人都喜欢去香火旺的寺庙，这样他们收入高。相反，真正的佛教精英他们比较注重修持而非经济所得，他们会前往深山中的寺庙清修，过着清贫的生活。
据了解，寺院通常每月发放僧人生活费，不同的寺院收入不一样，生活费差别也大。江西中部山区的寺院的僧人每月生活费不到100元，而北京法源寺看护大殿的法师月收入1200多元，这位法师称僧人收入不仅包括生活费，更多的是指工资收入。比如杭州某寺曾对外公开招聘和尚并承诺每月工资四五千元，一些寺院还对僧人缺席早课采取扣除奖金50-100元的惩罚措施。
“要维持僧人的基本生活及寺院的正常运转，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是不行的。”这位法师感叹说，这就使得寺院必须寻找各种经济创收手段，与众人竞利。
许多寺院从发展旅游业到发展各项服务行业，显然以此获得经济收益要比开展弘法活动更直接、更简单。“寺院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出家人就不必为衣食操心，能够安心办道，寺院也有实力从事弘法事业。”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指出，但现在，从事旅游及服务行业反而成了某些出家人的基本职责，他们忘却了出家人“弘法为家务”的本份。
一些僧人必须忙于应酬、接待、管理等各种相关事务，不仅影响到个人修学，也影响到整个僧团的精神面貌。而近期出现企业投资建庙，政府搭台宗教唱戏的局面，这更让僧人形同打工族。
近年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经忏活动的经忏僧、经忏道场，经忏佛事也变为明码标价的贸易活动。目前江浙一带人家见子女没多大出息，他们中学毕业便被送去出家。但他们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出家，而是从事经忏佛事活动，一年收入五六万元，等到二十七八岁，他们已经小有积蓄，一到适婚年龄便还俗回家。
“这种经忏道场多半道风不好，僧人腐化现象也非常严重。”传印长老担心，僧人这样下去不仅荒废自身的修行和道业，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沾染商人习气，甚至由追求解脱转向追求金钱。长此以往，僧人无法担当民众的精神导师，整个僧团失去教化社会的功能，成为一个世俗的团体，而佛法也无法普及到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