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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长期以来，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都是语言教师和研究者关注的问题。20世纪上半叶，语言教师和教育者讨论过在二语教学课程中整合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可能性及必要性问题（Sysoyev & Donelson， 2002）。一些不同学派的思想如 Saussure （1966）， Dilthey （1989）， Von Humboldt （1876）， Davidson （1999） and Chomsky （1968）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推进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Sapir （1962） and Whorf （1956）。他们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而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必要性问题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受到关注。
2 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因素
简要的回顾近几十年文化因素在英语教材中的呈现方式如何演进变化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就已经被称为“生活方式”出现在外语教育中（Allen， 1985； Morain， 1983）。而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教材中就已经选取了反映目的语文化的插图和叙述（see Friedman， Pereira）。但是根据Kramsch 和Mcconnell-Ginet的研究（Kramsch & Mcconnell-Ginet， 1992），四十年代之前的教材在描述文化时采取的是单一文化视角。这种视角在文化话的丰富和互动方面存在不足。这样描述文化背后的思想是认为文化时静态的和同质的。文化“事实”可以被描述出来并加以记忆。教材编者选取文化元素时主要考虑所选取的内容与自己国家文化的可比性。到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听说法的影响，多数教材都开始注重对话的记忆。这些对话被用来讲解语言结构，一些教材的对话中包含了文化信息。还有一些将文化背景知识用注释的形式标注出来。
Byram和他的同事（Byram et al， 1991）发现教材作为一种包含特定主题和材料顺序的结构性的提纲被广泛使用。而教材中文化内容的选取则基于游客视角（a tourist"s perspective）他们在访问了学习者之后认为教材影响了法语学习者关于法国文化的理解。这样的发现让研究者意识到教材编者应重视教材中文化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一些伊朗研究者也持这种观点（Gholam Reza Zareia & Mahmood Khalessi， 2011）。他们研究了一些英语教材并指出教材中文化产品的选取完全是基于文化假设和偏见。他们发现这些教材中的材料充满了独特的西方世界视角。而且教材中还包括了一些存在争议的话题如异性关系。这在其他文化特别是伊朗文化中是被视为是文化颠覆性的。
Kramsch （1987） 比较了八个版本的德国一年级教材来检验这些教材怎样通过插图、对话和练习来教授文化。她分析了每本教材中的一个文化主题的编写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对文化主题怎样被概念化然后呈现在教材中进行了分析。她发现教材编者试图通过对话、课文和语言练习来教文化。采用这种编写方式，编者尝试概括发过文化并将其与自己国家的文化进行对比。但是这可能不是一种很好的教授文化的方法。因为学习者对自己国家文化的理解可能不足以进行两种文化深层次的批判性比较评价。Kramsch还发现这些教材倾向于强调两种文化间的相同点。教材编者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文化差异对学习造成的潜在威胁，而非通过更高层次的比较分析帮助学习者构建对德国文化的理解。最后，Kramsch从她对这些教材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她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教授文化可能会阻碍学习者对于所学文化的主动理解。一个关于葡萄牙教材的研究使用了与Kramsch的分析大致相似的框架（Blair Bateman & Marilena Mattos， 2006） 。他们分析了六本当时使用的葡萄牙语教材中的一个文化主题：食物。在分析这个主题的同时将范围扩展到教材中的其它文化内容。通过分析，研究者发现教材诶长注重文化产品和文化习惯，但是缺乏文化视角和跨文化比较方面的内容。并且这些教材没有展现出巴西社会中的多重民族特性。教材中的对话也基本都缺少注释或评论。
还有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涉及了教材中文化内容的复杂性问题 （Ueber and Grosse， 1991）。他们分析了商务法语及西班牙语教材，发现其中的文化内容非常有限及基础。特别是在法语教材中，研究者认为课文的指导目标“非常有针对性和有限”。Ka-Ming Yuen （2011）调查了香港的两种英语教材。他发现教材中出现的外国文化比例非常不平衡。英语国家文化内容多而且详细，其它国家文化则比较简单化，这样很容易造成对非英语国家文化的偏见。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把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使用，那么教学材料中的文化内容的重点不应仅仅局限于英语国家的文化。在教材中加大非英语国家文化内容的比重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做能够发展学生对于多种文化的广泛的欣赏能力（2011： 465）。 L. Kang-Young研究了11种作为外语的英语教材。他发现教材中的文化内容或文化信息主要是关于美国的。教材中的文化内容是分层次的，其中，美国文化在英语国家文化中被作为最重要的文化来源（2009： 77）。
有关教学材料方面的研究多为外语教学中使用的对教材分析。其中多数教材在文化内容方面选择了呈现文化事实的方式编排文化内容。这些研究发现目前的教材在编写文化内容方面都存在浅显和表面化的问题。这样的文化内容难以胜任培养学习者文化意识和交际能料理的任务。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教学的背景下，更应当仔细思考文化教学在其中的意义。
作者简介：
徐晨（1986.9月～ ）硕士，助教，现工作于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摘要：
1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长期以来，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都是语言教师和研究者关注的问题。20世纪上半叶，语言教师和教育者讨论过在二语教学课程中整合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可能性及必要性问题（Sysoyev&Donelson,2002）。一些不同学派的思想如 Saussure （1966）, Dilthey （1989）, Von Humboldt （1876）, Davidson （1999）and Chomsky（1968）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推进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Sapir（1962） and Whorf（1956）。他们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而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必要性问题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