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俘虏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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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与秋收起义的部队合编成红四军。当时上级宣布了一些政策、纪律和指示，我们都感到非常新鲜。别的不谈，单拿对待俘虏的事来说吧，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当时听来，不仅新鲜，简直令人百思不解：俘虏，不管怎么说也是“阶下囚”，怎能待为“座上客”呢？
这样想一点也不奇怪。那时红军的成员，不是暴动的农民，就是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官兵。农民，在家里受尽了地主豪绅的压榨和迫害，“四・一二”后又有许多亲人被残杀，他们在战场上见了敌人，就想报仇雪恨。从旧军队来的官兵，过去打仗抓了俘虏，搜腰包，发洋财，开口骂几句，伸手打几下，那是家常便饭。当时很多人都怀疑宽待俘虏的做法。
不久，我们的部队去攻打永新。敌人是杨池生部，战斗力不弱。在永新外围，我们和敌人前锋营遭遇。由于我们处于绝对优势，战斗展开不久，敌人就招架不住，开始动摇了。这时，敌人的一个军官拿着驳壳枪，对准了士兵发疯似的大喊：“他妈的，给我顶住，不许跑！小心当俘虏，共产党抓住你们要剥皮抽筋的！”在他的威胁下，白军士兵又拼命顽抗，死不缴械。可是他们哪里挡得住我们的冲杀。不一会，敌人溃逃了。我们捉了不少俘虏。
当时我是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我想检查一下部队执行俘虏政策的情况，便怀着好奇的心情向俘虏们走去。
战士们围着俘虏，个个虎视眈眈。俘虏呢，哆哆嗦嗦挤在一角，脸色灰白，双眼失神，流露出绝望的神情。我便对他们说：“不要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一根汗毛也不动你们的！”
他们呆呆地转转头，你看我，我看你，没什么反应。这时我发现有个大个子白军士兵，佝偻着身子藏在后面，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还掉了一支袖筒。看了他那副样子，我想起刚才拼刺刀时有个死不缴械的白军士兵好像就是他，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浑身一抖，脸抽搐得几乎变了形，上牙磕着下牙，十分艰难地回答：“姓曹……叫……叫曹福海。”
“刚才是你吧？几个人才把你拖住。”
“长官，不不不是我！”
“怎么不是你，看，我的手被你抓破了，还想抵赖。”一个战士在旁边插嘴。
这句话像宣布了他的死刑。他苦苦哀求：“长官，积德呀，一家老小全靠我呢，饶了我一条命，就是救了我全家。”
从谈话中，我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讲了一番，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一提起参加红军，他又害怕了，又是什么“长官积德”啦，“饶了我就是救了我全家”啦。我再问别人，也是如此，大都不愿意当红军。
说实话，那时候我对究竟能否争取俘虏也是怀疑的。既然争取无效，我就派人把他们送到团里去处理。
团里对他们照顾得十分周到。尽管我们生活很艰苦，药品也很缺乏，但还是让他们住得舒适，吃得好，带伤的还一律给以治疗。临释放他们那天，团里又开了个欢送会。会上，团首长向他们说明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放下武器就是兄弟的道理，希望他们回家之后，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如果仍旧当白军，再和红军打仗时，枪口不要对着自己的兄弟。
散会后，又按规定，发给他们每人几块钱的路费，还给每人发了一些简明通俗的传单。记得传单的内容是：“白军兄弟们，不要给地主资本家卖命。你们流血牺牲，家里照旧受穷。”“参加红军吧，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不骂，经济公开。”等等。发完东西，我们敲起锣鼓，高喊口号，把他们送出很远。重伤的还派农民自卫队用担架抬着。俘虏们深受感动，有人失声痛哭，拍着大腿说：“以后打仗再碰红军一根汗毛，我就不是人！”有的看着手里的银元，嘴里不住地骂：“哼，‘剥皮抽筋’，简直放屁！”
看了这些情景，我心里一动，脑袋也开窍了。这样处理俘虏果然有好处！这些人如果回到白军里，不是我们很好的宣传员吗？能彻底揭穿说红军“剥皮抽筋”的那派胡言，使白军士兵今后打起仗来不再像曹福海那样拼命，打败敌人就更容易了。
但是，事情却不像我想的这样顺利。那年六月，江西的杨池生、杨如轩部向井冈山进犯。我们在老七溪岭阻击。敌人出动两个师，装备良好，训练有素。战斗一打响，就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把敌人打垮，俘敌几百。战斗打得很残酷，战友们有的牺牲有的负伤，我们心里又沉痛又气愤。有人指着俘虏的鼻子说：
“这回一个不放，放回去还当反动派！”
“消灭一个少一个！”
“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上级发觉了这种不正常的情绪。记得好像是在这时候，毛党代表给部队讲话，再次强调俘虏政策。他说：“出气，报仇，你们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不是地主豪绅，你杀了他，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抓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在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不了解我们，越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帐不是很好算吗？”最后，他笑着问大家：“放好，还是杀好呢？”
这样一说，大家心平气和了，心里也亮堂了。
整整用了几天的时间才把这些俘虏处理完。全军上下，人人动口动手，工作做得比上次更加细致周到，甚至连敌人的尸体都用棺材装好，写上姓名和战死地点送了回去。我想，这几百人一回去，杨池生、杨如轩的部队差不多每个单位都有我们的“宣传员”了。再打仗将会怎样呢，等着瞧吧！
秋天，敌人又向我进犯。战斗只打了半天，许多白军士兵纷纷缴枪，其余的都溃散了。
说来也巧，在俘虏群中我又看到了曹福海。这回他穿戴得整整齐齐，不像上次那样狼狈了，也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只是低着头难为情地傻笑。我问：“又来啦？”
他嘿嘿地笑了两声，样子蛮憨厚。 “怎么没回家呢？”
“家在云南，怎么回去啊？”
“还是当红军吧，打倒反动派再回家！”
这时连党代表也插嘴，小司号兵也帮腔。可是，曹福海向四周看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还是放我回去吧，这回我只打了两枪，还是朝天上放的。”
也许是他看到我们穿的破破烂烂，拿的是杂牌枪，甚至还有许多梭镖，不相信红军真能把反动派打倒吧。那时根据地很小，部队也只有几个团，装备低劣，生活艰苦，一个受国民党欺骗宣传影响很深的白军士兵，这样想也是很自然的。一回不行两回，既然他对红军还有疑虑，不愿留下，我们就又发给他路费，开好路条，热情地把他送走了。
不久，敌人又向我根据地进攻，一接触，就有大批敌军拖枪跑过来。
战斗结束后，二营的同志对我说：“有人找你。”
“谁呀？”
“俘虏，他说一定要找你。”
不打不结交，倒是真的打出交情来了。可是，究竟是谁呢？我正想着，通信员把那个俘虏带来了，原来又是曹福海。他看出是我，就晃着高大的身躯跑上来，满脸得意地说：“这回我再也不回去了，免得老是当俘虏。你看，我还带来十几个弟兄。”本来很憨厚的人，现在显得很活跃。再看他身后，直溜溜地跟着十四五个白军士兵，他们和曹福海一样，一个个面带笑容，毫不拘束。
这事出乎我的预料，但一想起毛党代表的讲话，又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情。我很高兴，便脱口说了句笑话：“怎么，不怕‘剥皮抽筋’吗？”
他们哄的一声开心地笑了。有的说：“谁听那些狗屁！我们早听说了，你们官兵平等，不打不骂，谁愿在那边挨打受气！”
我问曹福海：“你呢，怎么想通了？”
曹福海叹了一口长气：“唉！早先我常这样想，忍着吧，家里困难，每月多少有几块饷钱，给家寄去兴许顶点事。谁知每月挣的钱，还不够这个捐那个税的，当了几年兵，老人孩子照旧挨饿受冻。”说到这里，他摇摇头，“我左琢磨右琢磨，觉得还是你们说的对，大权在地主老财手里攥着，穷人就别想过好日子……”
是啊，真理是不能被蒙蔽的。我们把这事向上级报告后，便把他们编到班里。和白军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艰苦得很。每月的津贴很少，每天只吃五分钱的伙食。快到冬天了，身上还只穿着两件单衣。但是我们有政治教育，有民主制度，官兵一律平等。加上废除了体罚和繁琐的礼节，民主选出的士兵委员会又按着群众的意见管理生活，使从白军过来的士兵真正感到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是一个人，在白军里是懦夫，到红军里就变成了勇士。同是一个人，在白军里似乎愚昧不知，到红军里就成能说会道、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的战士。曹福海表现得尤其突出，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很快当上了排长。可惜，他在大庚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以后，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地区，战斗十分频繁，俘虏也增多了。我们一直认真地执行着毛党代表制定的俘虏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政治上瓦解了敌军，同时也争取了大量白军投入红军，壮大自己。红军的影响，越来越扩大，白军成连成营地拖枪过来。有些今天过来，明天就投入战斗，表现很好。
（本文来源于《杨至成诗文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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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不同的战俘观,反映了对待战争、对待人、对待生命的不同态度。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的优良传统一直为人称道,这也是共产党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爱人者,人恒爱之。开国上将杨至成一篇关于俘虏的文章,让我们从细微之处看到了共产党的大智慧。我们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与秋收起义的部队合编成红四军。当时上级宣布了一些政策、纪律和指示,我们都感到非常新鲜。别的不谈,单拿对待俘虏的事来说吧,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

不同的战俘观,反映了对待战争、对待人、对待生命的不同态度。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的优良传统一直为人称道,这也是共产党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爱人者,人恒爱之。开国上将杨至成一篇关于俘虏的文章,让我们从细微之处看到了共产党的大智慧。我们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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