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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叶圣陶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日记中他记录了出版总署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展“三反”运动的整个过程。
一、“我署系统运动不甚佳”
1951年底，出版总署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的动员，当时预计整个运动会在第二年的2月份结束。在1952年的元旦新年团拜会上，毛主席在祝辞中说：必须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此项运动，务必消灭“三反”分子，取得新的战线上的胜利。第二天在出版总署传达的中央文委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据估计已知贪污浪费之总金额可抵飞机大炮捐献(指抗美援朝)总额之三倍，可修若京汉铁路之铁路三条。一方提倡增产节约，一方有如许大之漏卮，而欲求其有成，诚不可想象。故必去此大病，而后增产节约乃克有功也……毛主席认为‘三反’运动为当前最重要之务，于各部门之不甚重视此举者颇不满意。甚至谓如不贯彻此事，则共产党将不成其为共产党。限令在新年十日之内，未发动者立即发动，已发动而不深入者立即进求深入”。(1952年1月2日叶圣陶日记，以下标注日期者均指叶圣陶日记时间)叶圣陶从总署署长胡愈之处得知：“此次鼓动商界坦白，凡纳贿于人者须自说出，否则纳贿者与受贿者同样科罚，迄今纳贿在千万元以上者已有千数起。此千数起之受贿必为机关人员无疑”。(1月5日日记。此处“千万元”为旧人民币，1953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发行新人民币，新人民币1元＝旧人民币10000元)
胡愈之在会上号召出版总署及直属各单位加紧动员，务必使这次运动具有群众性。而负责人要以身作则，多作自我批评，以启发群众的积极性，打破群众的顾虑。为加强党对出版总署的领导，中央文委派陈克寒(原任新华社社长)任总署副署长兼党组书记，并主持“三反”运动。
出版总署的这次运动，由高层至中层的各级领导，自上而下地自我检讨了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一次次地在大会上做检讨，接受群众的批评，检讨通不过者再做检讨。作为出版总署的最高领导，胡愈之的检讨是经过领导层多次讨论修改而成的。胡认为：“自己检讨，以达成思想改造。又谓昨所以拟自我检讨稿，于自己多所责备，意盖在于‘破’。不‘破’则不‘立’。欲以二三月之时间，完成‘破’与‘立’之工作”。(1月18日)
叶圣陶也作了自我检讨。
在此期间，中央领导在各次会议及“三反”运动的报告中，都多次强调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意义。薄一波在报告中说，“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危害在两方面。一方面为经济，如任其危害，则资金无由积累，工业化即谈不到。一方面为腐蚀干部，使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直至脱离革命。故此为有关革命成败之根本问题，必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后已。……运动之方针与政策，号召坦白检举，立意改悔。……可以取得胜利之条件有二：人民与人民政权一致，此其一；干部均动员起来，检讨工作，批评自己，此其二”(1月9日)。在另一次报告会上薄一波说：“言工商界腐化干部之行动，几乎无微不至，皆有显例。次言官僚主义之领导实为滋长贪污浪费之源，故官僚主义必须反对”。周恩来总理在其后总结说：“官僚主义实即麻木不仁，不动脑筋。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名甚忙迫，实则忙于事务，即为事务所蔽，脑筋亦即糊涂，糊涂而后，即予资产阶级思想之侵袭以可乘之机。必须理论修养与实际结合，官僚主义乃可根治云云”。(1月12日)
当时，叶圣陶对这场运动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这是“共产党之批评精神”，让“群众尽可畅所欲言”，而“出版总署之新机即在于此”。
但是运动一旦开展起来，往往会变得偏激，有人认为运动“必须轰轰烈烈，激昂慷慨，乃为发动群众也”(1月10日)。也有人别有用心，“以煽动之口调，意谓我人心存偏袒，致使群众尚存顾虑”，造成会场“喧喧嚷嚷甚久”而“转移目标”(1月11日)。据说“有若干机关，已走人一般的反领导，凡处领导地位者无不受反对”。叶圣陶对此颇为忧虑，认为“此点甚须防止”(1月10日)。
在反对官僚主义之际，坦白交代和检举贪污行为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但是这些运动进行的并不像领导自我检讨官僚主义那么顺利。
开始，人教社召开了坦白检举群众大会，“群众为坦白检举，所言贪污之数皆细小”。“总务科三人皆有贪污行为，群众喝令当众坦白，而琐琐屑屑谈许久，殊无所获。后令材料科中人自白，亦复赖得干净”。叶圣陶认为：“于此见发动群众固不易，发动而后加以领导，使趋向正轨，则难之又难”(1月11日)，“我社检查组尚未获得比较重大贪污浪费之端倪”。
1月17日，陈克寒在传达中央文委节检委的指示时说：“此次运动为激烈之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之思想行为向革命阵营侵犯，其具体表现为种种之贪污，今必坚决反攻，克敌而后已。最近十天内发动一个最高潮，务必检出大贪污分子及案件。文委谓我署系统运动不甚佳，群众虽已发动，而劲头不大。”会上胡愈之提出“须重行动员，于动员报告之中包含自我检讨，庶可使群众奋起，共为击敌之战士”。
二、“集中火力，向贪污分子进攻”
1月19日出版总署召开动员大会，胡愈之说：“今后一星期中，将为最高潮，一致集中火力，向贪污分子进攻。甘愿坦白者勿失其时，否则被人检举而后，难期宽宥”。担任会议主席的叶圣陶讲了以下一段话：“今日此会，共坚‘敌视’之心。无论己不贪污者，贪污而愿坦白者，本此‘敌视’之心，即可团结一致，集中火力，向顽固不化、不惜以身试法者进攻”。由此可见当时出版总署的领导层对反贪污运动的决心和意愿。
1月20日，出版总署的党组副书记辛安亭传达了薄一波的重要讲话，叶圣陶在日记中作了记录：“谓新年以来，‘三反’运动进展而有获。一般人已信共产党不会腐化，缘其有决心，有办法，又有自我批评之武器。于资产阶级思想之恶劣一面，亦有进一步之认识。国内外反动派本在等待共产党腐化，然后乘机捣鬼，今此企图，虽反动派亦知其无望。由此运动引起机关内之民主改革，视三年来任何一次为深入。此次运动比土改尤为复杂，缘资产阶级之种种办法，其心思技巧胜于地主。移风易俗已见诸事实，消费华奢、铺张浪费之习颇见消退。北京中央机关犯贪污者，已知之数为万人，其中贪一亿以上者十八人，一千万以止者三十余人。天津一地，人数与钱数更多。末谓目前围攻贪污分子之局已成，一星期内集中火力，必将有大贪污犯继续发现云。”
1月21日下午，出版总署召开了坦白检举会，会中宣布“一轻贪污分子免究，令其当众保证不再犯。次为三个贪污分子坦白，一人贪三千余万，二人各贪为五百余万。其手法皆为偷盗存书，贱卖于同业”。然而“群众咸不满意，纷纷指摘，‘坦白要彻底’之呼声时起。所谓集中火力，于此乃有具体之感觉”。结果宣布“限此三人于近期内
彻底坦白，暂时禁止其自由行动”。
1月22日下午，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总署三个单位联合召开反贪污的坦白检举大会，为了能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领导层在上午对会议应该如何进行做了三个小时的讨论。叶圣陶在日记中记下了陈克寒的发言：“此次集中于主要之贪污分子，必须弹无虚发，发无不中。三单位皆未能做到真个心中有数，意谓今日之会仅能收鼓动之效，以群众之压力，促使贪污分子知所恐惧，甘愿坦白。余则布置某些人任其登台当众坦白，某些人态度老实，坦白较好，可免予以法律制裁；外则某人由某人检举，以引起群众之检举。开会势必有此布置，乃可规正方向，不至散漫”。这大概是采用了延安“抢救运动”的经验。
下午一点半大会开始，尽管作了准备，大会还是进行得不尽如人意。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先令贪污分子数人坦白，皆前此已经坦白者，无新发见。宣布其中三人可免受法律制裁。次为检举。登台者云检举某人，其人即须登台面众而立，此亦心理作战之一法。一人被检举，即有若干人登台揭发其人之可疑处或不检处。声势殊盛，形成高潮”。但是，会场并未出现预期效果，“迄未有一人当场彻底坦白，所发之弹多未击中要害。此为今日之会之大缺点”。致使最后不得不宣布：“凡坦白者未坦白者，务须于廿六日以前交代清楚，过期即作为被检举论罪”。
1月24日，陈克寒第二次传达了中央文委节检委的报告，报告中说，“目前在中央范围，已发觉大贪污犯贪污一亿元以上者(所谓大老虎)五十余人。估计尚有百许人，故攻击大贪污之斗争尚须延后，至2月10日止”。会上定于2月10日前必须分别负责，检出各单位中的大贪污分子。胡愈之在再次的反贪污动员大会说：“打大老虎，比之于战事，今后一战为淮海战役”。
为了给反贪污运动大造声势，中央决定2月1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开设临时法庭，审判大贪污分子七人。出版总署三位领导胡愈之、叶圣陶、乔峰均参加了现场会。当天，叶圣陶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场中满座，据云数在五千人以上。十一点，刘景范(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委员会第二书记)致开会辞。于是沈衡老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就席，审判开始。贪污犯七人立于台前，面向群众。对于每一贪污犯，由其所属机关之一人控诉其罪行。控诉毕，沈衡老宣判，两人处死刑，日薛昆山、宋德贵。薛为商人而钻入国家机构，盗窃国家资财者，宋为共产党员而受资产阶级腐蚀以至于犯罪者。以下三人处徒刑十五年、七年、五年，后二人皆暂缓执行，以观后效。末二人坦白彻底，诚心悔改，交出赃款，并愿努力为人民服务，则宣布免于法律处分。
会场上“口号时作，东起西应，声势壮大。座中当不少坦白而未彻底者，或隐匿而尚未坦白者，睹此具体之事实，政府之政策已非常明白，谅必有动于中，知唯有彻底坦白乃为生路矣”。
2月7日，陈克寒再次传达了中央文委节检委的报告，说中山公园公审大会以后，打击大贪污分子的工作“颇有进展”，但是“打击大贪污分子，困难亦多”，“一难在材料不充分，二难在人力不足”。中央指示：
大贪污必须全部肃清，不肃清不休止。中小贪污亦须扫清。兹于所谓大老虎下定义：(一)贪污一亿以上者，(二)贪污虽不逮一亿，但使国家损失甚重者，(三)一亿以上之集体贪污之主谋者与组织者，(四)五千万元以上之贪污，其性质至为严重者，(五)窜入之坐探，使国家损失一亿以上者，(六)解放初期接收物资及官僚资本，吞没至一亿以上者。
陈克寒还传达了文委节检委的规定：“本月十五日以前，我署系统内尚须打到大老虎八至十只，中小老虎二十至三十只，请各单位自认其数目”。为所开展的运动设定被打击对象的数目，在党的历次运动中，这恐怕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2月7日，人教社开文委节检委员会，讨论经理部新建房屋中的贪污问题。经检查断定，其中偷工减料，损失在一亿左右。监工为赵××，但是否受贿，尚未查明。对于印刷用纸，叶圣陶写道：“纸张问题方面，料知我社前身华北联合出版社时期有毛病，但初成立一年间，并账目而无之。必须从外界之材料稽考，乃可探得线索。而外界材料尚无从探得”。对于上面布置的任务，叶圣陶颇感为难，2月15日期限已近，“总得着力，乃可于期前有获”。
2月12日，人教社召开全体大会，“仍申追究贪污主旨，继发表小贪污而坦白彻底之五人，免于法律处分。诸人皆填写坦白书，记其贪污之迹，复自写保证书，表示以后不再犯。令各自诵其保证书，并当众签名其上，以示郑重”。然后群众对××作斗争。××在华联时期管印刷，已有所坦白，但大家认为坦白不彻底。××不服，有一些反抗言论，“诸人诘之，皆不承认”。最后由叶圣陶以节检会的名义宣布，“令其停职反省，予以三日之时间，此为最后之机会”。
三、“重作整顿，认真应敌”
2月15日，胡愈之传达了中央节检委的报告：
自本月一日至今日，反贪污之情况为成绩甚大，战况艰苦。从开始算起，中央各部门已获大老虎477只，小虎962只。近日打获之虎往往成一窝，故其数目逾于先时之估计。唯其成窝，打时不免吃力，因而作战者流于急躁，或致过火。迄今为止，各部门领导尚须克服右倾思想。以贪污为未必多，少获即欲休止，皆右倾思想也。中央之方针，打虎必须彻底，不彻底不止。今决定再搞一个月，迄三月十五日尚有可打，则再事延长。策略方面，今后将自斗力而转为攻心。以五日至七日为整顿时期，作以下四事：(一)总结经验，(二)整饬队伍，(三)调查研究，(四)暂时不理已打出之虎。至于坦白期限，原定以今日为止，今亦不复展期，不复言截止不截止，贪污者愿意坦白当然任何时均可。对于管制反省分子，各机关已有不少，今须加以清理，解放一批情节较轻者，令其立功自赎。关于政策方面有四点：(一)大知识分子及专门技术人员之贪污者，争取其自省坦白，尽可能不处死刑，以保人才。(二)于撤职及看管之贪污分子不能复视如机关人员，不能照平时待遇。(三)须大胆使用俘虏，其确能立功者，可告以负责建议，免予刑事处分。(四)赃款赃物之可收还者应立即收还。
有了中央节检委的这个决定，2月15日就不是运动的最后期限了，出版总署又续定了半个月的计划。
2月16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出版总署有“吐露端倪者，有坦白未经坦白之事实者”。有几人在检讨中说“与私营书店有关，或为审稿，或为撰稿，或为组稿”，这些人在“思想上皆有问题，皆于业余为私营出版家工作”。“诸人皆自言不自检点，为私营书店所利用，失其革命干部之立场”。陈克寒对以上种种行为做了结论，“谓出版总署人员代表国家与人民，对私营书店应有领导与管理之观念，忘此一层而徇私，遂生种种谬误。苟为读者群众之利益，撰稿亦非谬。如纯为稿酬，粗制滥造，即为非宜。或假此而相与勾结，则为丧失立场，绝无可恕”。陈克寒的这番话，使叶圣陶
有所醒悟，“‘三反’运动之初，以为编辑部门殆无可反，今此事显然亦为资产阶级进攻之例，自当加以讨究也”。进而检讨自己，认为自己不适合做领导者：“据人告余，他们以为来我社颇合他们之脾胃，因余事事不大过问，社中政治空气不浓，深合他们自由散漫之性习。余之疏简，乃生此不良影响，亦初所未料也。余固自认不宜为领导者，此是又一证明。若谓勉为之而适于为领导者，恐将河清难俟矣。”
经过努力，编辑部门终于查出了六七个有问题的人，每个人安排五六个人负责，专搞他们的贪污问题，“务必彻底究明而后已”。
2月17日，出版总署节检会讨论认为：“谓我社以往认识敌情不足，总以为贪污情形不严重，又存早日了结之念，故可谓实未认真作战。今既了解此举在反击资产阶级之进攻，必须彻底肃清贪污，一切工作乃有可为，自必重作整顿，认真应敌。次谈自今日至月底之工作计划，分为两个阶段，以五天整顿内部时期，分工负责，认定贪污对象，多作调查研究。于积极分子加以教育训练，如何发言，如何保密，如何查账，如何访问，皆须为之指点，务使言不虚发，动必有的。”
于是准备自24日到月底，认定目标集中战斗，务期搞它个水落石出，让老虎就擒。
时间已到2月，叶圣陶必须着手制定下半学年中小学生各科的课本了，而且时间相当紧迫。但是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编辑都投入到运动中去了，对此他颇感无奈，“于此中实无能为力，以职务所关，不得不参预其事而已”。
随着“三反”运动的逐步深入，胡愈之、叶圣陶和傅彬然等老开明人，开始考虑他们手里尚有的开明书店的那点儿股份了，认为“今后至少须与私营割断关系，服务公家者不能与私营有瓜葛”。可这些股份该如何处理，是个大问题。建国前他们都是开明书店的职员，都给开明书店写过稿子，当时开明书店发不出稿费，就把稿费转为股份分给了大家，没想现在却成了“烫手的山芋”，不知该如何处置是好。叶圣陶在日记里写道：“我三人皆为开明股东，此一点首宜使众周知，其次则宜自表如何处置此股份”。“愈之言拟捐与公家，或则由总署收购，作为公股(此点甚不妥)，结果未有所决”(2月18日)。为这件事他们商议了很久，却一直拿不出个主意。好在一年以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国有的事业单位，这些股份没有用了，这反倒帮他们了却了一个心头之患。
2月21日，文委召开了所谓的“武松大会”，“盖既以贪污分子为老虎，则打虎有功者为武松，会集一堂，共谈经验，将有裨于今后之搏斗”。“领导者必须彻底排除右倾思想，确认敌人之存在而且顽强，乃可萌发斗志”。
2月28日下午两点，出版总署召开大会。有“二千数百人”，“处理贪污分子四人，三人均从宽处理，一人因态度不好，由公安机关逮捕。又其次各单位检举贪污分子，被检举者立于台上，当众低头。当即有十余人愿彻底坦白，则由各单位人员邀至场外谈话，不必再登台当众受窘”。叶圣陶以为“今日之会成绩大佳，自‘三反’运动以来，未之前有”。
3月8日，出版总署的各位领导出席了政务院召开的政务会议，在会上宣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的建议》，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议在"32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叶圣陶认为“原来拟颁布条例，今改为办法，亦是实事求是，切合实际之道……苟先布条例，即为硬性之法律条文，按之实际案件，必将有窒碍难通者矣”。
会上刘景范作报告说：此次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参加“三反”运动者十六万六千人，其中贪污分子三万一千余人。贪污在一亿以上者849人，占百分之三弱。千万以上不满亿者2875人，占百分之九强。百万以上千万以下者4789人，占百分之十五强。百万以下者22789人，占百分之七十强。拟定办法时所据以重轻者凡三项，一为贪污之钱数，二为其行为之危害性，三为其人对“三反”运动之态度。办法中定不满百万者不以贪污分子论，且不受处分，不退赃款。其他危害性不大，态度好者皆从轻，反之则从重。
彭真在报告中说，“处理违法之原则有五项，系毛主席所定：(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四)工业从宽，商业从严，(五)一般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行贿之举，占违法工商中百分之二十六强。行贿与所获非法利润之平均比例为一与十九。”
最后由周总理作总结，他在谈到“三反”“五反”运动的目的与任务时说：“(一)改造私营工商业，(二)改造国家工作人员，(三)树立社会新风气，(四)建立各机构之健全制度”。周说“工作人员中今有百分之二十犯贪污。犯贪污之工作人员计分：(一)蜕化之老干部，(二)包下来之恶劣分子，(三)新招收人员，(四)钻进来之坐探。工作人员贪污之处理严于工商界，但亦以改造为主……有人反驳资产阶级腐蚀干部之说，据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语。其实乃虫生而后物腐……”
3月16日下午，出版总署在劳动剧场召开了“第一次处理贪污分子大会”，首先“宣布处理贪污百万以下者二百余人，依据《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此辈不受任何处分，且可不名为贪污分子。复处理贪污百万以上千万以下者数十人。依据办法，此辈但受行政处分，不受刑事处分，酌退赃款或全退赃款”。然后“从事坦白与检举。若干贪污分子要求坦白，一一任其当众发言，随即予以处理，或可从轻发落，或尚须争取诚实。最后由京市人民法院拘捕一坚不坦白之人，会以此最高潮阶段结束”。
四、出版总署自立人民法庭
4月1日，出版总署的节检委员会组织成立人民法庭，确定胡愈之为审判长，叶圣陶与陈克寒为副审判长，以处理贪污千万以上之贪污分子。叶圣陶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个人民法庭所行使的职责，态度郑重而严肃。他说：“人民法庭判处贪污分子必须严肃从事，凭确切可靠之材料，作权衡至当之判断，乃可使犯者得所戒，群众亦从而受教育”。“反贪污运动成功与否，视人民法庭之工作如何。而各单位已交来之起诉书十余份，大多叙事不精确，行文不严肃，颇违斯旨。因讨论应如何写起诉书，而在动笔之先，尚须再行深入研究案情，乃可下笔有据”。
出版总署的人民法庭原计划开庭六次，每次由不同的审判长主持。从第一次开庭起，以后间隔一日或间隔两日开庭，但其间并没有按计划进行。
在日记中，叶圣陶记录了4月26日和5月10日召开的两次人民法庭审判大会：“开审判委员会，就已经审判之贪污分子为之量刑。开庭审判皆三位审判员任之，已审十余人。就彼辈之陈述，共同考虑，或判有期徒刑而缓刑，或判劳役改造，或判机关管制，或判免刑”。有人说，“经过此次‘三反’，法院中一部分审判员有毛病，已垮台，而人民法院之外行审判员经历练而有成绩者，正可以补充其缺也”。
“人民法庭开庭，由愈之主审。被告四人，三人皆承认公诉书所称属实，自己确有罪行。唯××出版社工厂之×××，只承认一部分贪污，于盗窃厂中器材，虽经开放证人之录音，并由证人到场自白，此录音所称属实，而仍尚不承认。”下午两点半继续开庭，由叶圣陶主审，人教社二人“皆属于‘坐探’性质，其所得外间之好处不过二百万上下，论款额实微细，以其事性质较严重，故提出起诉”。在人教社的另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只承认有零星贪污，于其得自营造厂之贿赂两千八百万之坚不承认”，虽经放某人的录音，在录音中说明了屡次行贿的情形，而此人“仍谓实未得款”。只得停止审问，告以听候处理。
5月27日上午九时，出版总署开审判委员会。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文委于我署所判之刑，有少数案件嫌其过轻，嘱须加重。我们以前未曾多顾及惩治贪污条例，且不曾深究其精神所在，故未免有失。依文委意改定后，复就最近审讯之各案量刑，斟酌损益，颇费权衡。”让一些没有学过法律，没有做过法律工作的人来审理案子，已经是勉为其难了。对于判得轻或重，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无可靠的证据，所以真个是“颇费权衡”了。
5月31日，出版总署召开宣判大会，判处了运动中有问题的人“凡二十一案，免刑者十人，机关管制者七人，服劳役者三人，徒刑者一人，其他俟他日续为宣布”。还有三件疑难案件，直到7月3日才又召开了审判委员会，宣布此“为最后审讯之三案定刑”。“至此，贪污案件审毕，人民法院之工作即可结束”。而叶圣陶日记中记录的长达7个月的出版总署的“三反”运动，也至此告一段落。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叶圣陶日记中的1958
蒋燕燕、叶永和：叶圣陶日记中的1958时间:2010-07-22 16:17 作者:蒋燕燕 叶永和点击:222次
爷爷叶圣陶从17岁(1911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延续到94岁去世(1988年)。爷爷的日记中包括了七十多年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全国解放、解放后的历次重大运动，只要是他知道的，他参与的，在日记中都有记载。从爷爷的经历中反映了当代历史的一个侧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记。
我们选择1958年这个历史阶段的日记，意在反映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我国一穷二白的一张白纸上，描绘过一幅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美好的蓝图，曾鼓舞和煽动起亿万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敢想敢干，做了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创造”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奇迹。日记中记录了爷爷亲自参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迹和媒体对各种新鲜事物的宣传报道。出于对党的信任，对人民群众干劲的感染，对理想社会的向往，爷爷也被这场运动裹挟，充满热情地加以赞扬。但是由于科学认知的局限，缺乏理性的分析，加之盲目的崇信，即便是亲历亲为，也未必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今天我们再次翻看这段历史，是为了不让这些荒诞的故事重演。
让我们看看爷爷日记中1958年的经济发展情况：
在1958年年初的两会(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期间，爷爷在日记中记录了参加政协会议的情况。国民经济中工农业发展计划为“农业必须与工业平衡，而我国工业发展快，农业发展缓，故今日之首要，务使农业急起直追，期与工业相适应。”(1月29日)
关于水利建设：“钱正英谈水利情况，闻之大可兴奋。钱谓今时水利之方针已明确，包举之为下列三语：小型为主，中型为辅。积蓄为主，排泄为辅。社办为主，国家兴办为辅。又谓农民之干劲，治水利推而至于治山，蓄水于山上，实为新局面。因大搞水利，而扩大灌溉面积，而增进农业产量，今后将大见效益。”(1月31日)
关于钢铁生产指标：“观发来之材料，第二个五年计划生铁与钢之预计产量将为生铁1700万吨，钢1500万吨。1957年之钢产量为526万吨。”(2月2日)
我想当年的与会代表对于1958年的国民经济发展前景与爷爷是同一个心情，同一个评价：“今年之经济计划，系为跃进之计划，各方面皆发展极多。由于条件充足，预计非第可以完成，而且可以超额。”(2月3日)“此次会议所有发言(口讲与书面)，大部分谈兴修水利，积蓄肥料，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他则工业方面之成就与努力，总之，标明各方面之大跃进，大使人兴奋。”(2月9日)
两会之后，爷爷关注各方面的大跃进的情况。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直接参观和参与的一些大事件。如：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大跃进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特别是除四害(四害为：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打了一场全民战争。在4月18～22日的日记中爷爷记录了北京市的打麻雀运动。“自明日起，北京市全体居民进攻麻雀，几如战斗。采用他地之经验，轰之(勿使下集)，毒之，击之，并掏其巢穴。以须轰也，凡可以敲击发声之器物均当利用，不用器物，则大声叫唤亦可。机关与人家，皆须划区看守，勿令麻雀得休憩。据云麻雀之力甚小，飞时较久，即当坠下。或不疲而下集，食有毒之食物，亦即毙命。机关中皆分班当值，学校学生亦各有任务，三午、大奎、小沫[注：孙辈，皆为中小学生]皆有其校分派之任务。如是者将连续三日，且看成绩如何。以意度之，必当可观。余谓如此办法，惟我国行得通，他国即社会主义国家，未必可行。余又谓此举之效，盖不仅在歼灭麻雀，尤重要之意义在训练人民，使浸渍于集体精神，凡有利于公众之举，人人均须参加。此种精神越来越强，我国之巩固，社会主义世界之巩固，均有最可靠之保障矣。
人家屋顶或树上，皆挂起假人，如田间设稻草人然。假人之衣多用红布，不设假人，则张红旗，据云麻雀惮红色也。”(4月18日)
“晨间四点过，围剿麻雀之役即开始。对门空军机关高楼上，扩音器中有人发号令。各家或敲盆桶，或放爆竹，或大声叫喊，勿使麻雀不获停息，倦飞下坠。房顶上皆有人执长竿，竿端系红布或他色布，时时拂动。余室后面高树(榆树)上，老田居之，拴一洋铅桶，时时敲响。三午、大奎、小沫皆参加其校中之组织，或即在校内作战，或出至城外。据‘北京晚报’称，今日上午扑灭麻雀，全市约一万五千只云。上午余往社中。机关之作战又不同，竟日分班轮值，值班者居于防区之内，见麻雀即轰之赶之，无使栖止。”(4月19日)
“今日报载，昨日全北京市共歼灭麻雀九万馀只。今日上下午两次全民动员，一如昨日。”(4月20日)“今日仍围剿麻雀，敲击声呼噪声四起，视昨日更甚。盖以今日为最后一天，大家出劲，必收全功。”(4月21日)“据广播，北京全市三天剿麻雀，共得四十万只，厥绩不小。”(4月22日)
5、6月份文联组织各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参观了当年正在兴建的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北京周边[注：河北桑干河畔]的开山大渠，爷爷在日记中均有记载，并为之欢欣鼓舞。“劈山大渠者，引桑干河上游之水，灌溉黄羊山坡上卅三村之土地，俾三万五千亩旱地变成水田。此须将水抬上山坡，计高八十五公尺。开凿此渠，久为其地农民之愿望，至今而始实现。此渠长八十华里，须劈开黄羊山腰，如筑盘山公路然，凿石成渠，使水通过。有五十道山沟须填平，填平之后，让渠水横截而过，其两旁则筑土坝，谓之渡槽。预期以今年完工，明年即可利用。”(5月29日)爷爷还记录了工地报纸(油印)上登载的一首“非知识分子”所作之诗，“扁担不长七尺三，箩筐不大柳条编，你别小看这玩意，昨天担走两座山。”
6月22～27日爷爷亲往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
6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刘子馀来电话，言国务院方面动员部长级、司局级人员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为期一周，问爷爷身体情形如何，能否参加。爷爷在日记中写到：“余言愿参加，劳动当然非所习，然愿一试之。”爷爷记下了几天劳动之感受。
6月22日上午八点，“参加劳动诸人共登大车出发，其数为二百有馀，名为机关第四支队，分为五个小队，馀隶第三小队。同队之文化部中人，馀大多熟识。车行一点半而达技工学校之宿舍，亦即借与我人之住处。先入饭厅稍休。……既而周总理至，渠亦将在此劳动数日。周讲话谓此次动员我人来此劳动，意在造成风气。有人报告，第一批人劳动一星期，完成八百馀方，今第二批有第一批之经验可循，或当超过。此次来者，陈其瑗最长，七十二岁。
既而分配宿舍，每五人一间，着地板铺。余与陈选善及交通部郝、葛、陈三同志居一室。十二点午餐，有饭有馒头，大锅菜，汤尽量喝。大家如学生旅行模样，食之殊有味。饭后入睡一时许。三点全队出发，前举队旗。行45分钟而达工地，据云有八里。我人之工地在外围，故不能见数万人劳动之大场面。任务为搬运石头，将河床中之石头送至指定地点，备送至大坝前，供巩固坝基之用。工作分三项，一为捡石装车，二为推车送石，三为卸石叠齐。石头之标准，需大于两个拳头者。余参加第一项工作。每劳动45分，休息15分。六点半，在工地进晚餐，吃烙饼。餐后休息一小时，有总政文工团青年男女唱歌为娱。天黑后电灯齐明，运石如昼间。十点一刻休工，步行返寓所，觉道路比白天为长。自三点至十一点为八小时，其间走路去一点半，晚餐去一点，休息亦去一点有馀，实际劳动时间为四小时有馀。而其他一般人来此劳动，皆实足八小时。盖以我人究不夙习劳动，且年龄亦较大也。余尚觉没有什么，然知明日必将感其疲乏。到寓所后喝粥一碗，然后就寝，已十二点矣。”
6月23日，“昨睡尚佳，而两个腿弯觉僵硬，不易屈伸。七点起，步履亦复不甚自由。据人云，熬过三天，当即好转，余将一试其然否。八点半早餐。餐后洗浴。盆浴之设备胜于松竹园(注：东四浴池)。浴后觉两腿稍舒。……三点，仍步行至工地。余坐于石堆上，捡合格之石头，掷于筐中，他人则提之至小车旁，倾于车中。劳动有顷，心注于捡石，乃忘腿痠。……今夕九点一刻即休工，缘须开联欢晚会。部队同志为我人歌唱奏乐。继之，放映新制成之纪录片《英雄赞》……放映毕已将十一点。余步行殊不济，为所有在后之人追出，终于作殿军。两腿几乎提不起，勉强支撑，乃达宿所。非特腿痠，腰部亦觉异样，两手则感发胀。喝粥两碗即睡。”
6月24日，“晨以七点半起，疲困稍舒。队中同人大家写大字报，余成四句：‘两天217，成绩相当‘棒’。鼓足干劲儿，搞它一千方。’据称我们一批人之成绩必能超过前一批，努力为之，一千方可以达到，余固如是言之。”
6月25日，“下午三点，仍到工地，捡石运石，人人有劲。据云初习劳动者，第三第四日将为低潮，缘疲惫已甚故。我人共谓此说殊未确，已为我人之实际经验所打破。”
6月26日，“下午三点，全队往参观大坝，并装运砂子。余与(郑)振铎、夏衍、范长江皆以准备写稿未往。……往大坝劳动之人至十二点乃归，据云今日与其他单位协同装运砂子，又紧张又热闹，觉得比前数日有意味。
此次来做体力劳动，人人言大有意思。有谓‘思想劳动健康三丰收’者。或言宜定为经常制度，每年劳动二三次。余之来此，意在试验自己是否吃得消。今知勉力为之，固未始不能也。”
6月27日，“晨以六点半起。九点，各小队之小组分别座谈，共抒此次参加劳动之体会，然后由小组长汇报而作总结。……
余欲步行回宿所，观沿路景色与人物，柴君从之。独行不受拘束，尽量缓慢。太阳当空，山色田野俱明朗，列队而往来者，运输汽车往来者，皆时时而遇，所见无不足以欣快。环水库之马路方在修筑，远望山腰，截开一线，筑路工人纷纷如蚁。步行约一小时而抵宿所，已过午餐时间。
下午两点，至技工学校之大礼堂，我全队与彼校开联欢大会，谢其款留我队，给与种种方便之盛意。讲话者彼方为多，均言我队来此劳动，与彼校鼓舞极大，得任招待之役，引以为荣云云。……
回宿所，收拾行李，将全室打扫干净。旋即进晚餐，餐毕动身回城。”
9月1日，爷爷去参观定陵，顺便去了十三陵水库。“登车，循新修之环湖公路绕行一周。下望水库，似不觉其大，目测固不足为凭也。湖水澄碧，靠大坝处宽广，往北则狭长。大坝坡度极大，南面固以石块，此中殆有若干块系余所手捡者。环湖公路尚须整修。整修而后，不必乘车，步行亦复可喜。一边靠山林，一边俯碧湖，树木成荫，可以娱怀赏心。”
1958年下半年，各种浮夸、泡沫越来越甚。一是粮食产量翻着筋斗往上长；二是全民大炼钢铁；三是成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四是创造奇迹。
爷爷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一、粮食丰产
6月14日，“今年各地小麦大丰收，近日报上喜讯频传。向以为小麦非高产作物，今有亩产3530斤者，可知只要加上人力，小麦亦可高产。人力越来越见出成效，即自然越来越不足以难人。‘人作自然主’，从今确可做到矣。”
6月30日，“报载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种一亩七分试验田，亩产小麦5103斤，为空前之纪录。麦熟而后，报上屡传丰产，自数百斤至五千馀斤，真令人喜欲狂也。”
7月20日，“报载河南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有二亩试验田，亩产小麦7320斤，此实惊人消息。”
7月28日，“报载我国早稻大丰收，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八百亿斤左右。江西波阳县有一亩多地，平均亩产9195斤13两，此是今年早稻之最高纪录。湘、川、浙、滇、闽、皖、粤诸省，均出现亩产1000斤到5000斤以上之高产纪录。”
8月1日，“今日报载湖北孝感县长风农业社创造亩产早稻一万五千斤之新纪录，殊可惊人。……北京近郊某社将耕地深一丈，期明年之小麦亩产七万斤，此则更堪惊矣。”
8月10日，“安徽枞阳县石马乡高丰社之试验田，创造亩产早稻一万六千有馀斤之新纪录。”
8月12日，“今日又有早稻丰产之新纪录。湖北麻城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之试验田，亩产16260斤，多于安徽枞阳县者三十馀斤。”
8月13日，“今日又有早稻高产新纪录，超出昨日所传者远甚。亦为湖北麻城县，其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得到亩产36956斤之成绩。报导谓此试验田共整地十次，深耕达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五次，先后施用之肥料，计草籽三千斤，塘泥一千担，陈砖土四百担，硫酸铵一百零五斤，过磷酸钙八十斤，水粪肥六十担，豆饼一百八十斤。底肥系结合犁地分层施用。
不惜工本如此，故收获特丰。……究竟某种作物达于如何高度乃为极限，或竟无有极限，今时俱难断言。此真农业史上划时代之事也。”
8月22日，“今日报载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有一试验田，收中稻亩产43075斤有馀，为空前之最高纪录。”
8月30日，“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春社收割中稻，试验田创造43869斤之新纪录，较之安徽繁昌县东方红三社之高产纪录，又多出793斤有馀。”
9月1日，“湖北麻城县熊家沟乡建新公社创早稻高产新纪录，其数为52599斤。报上标题谓《突破五万斤大关》矣。”
9月5日，“中稻又出现高产新纪录。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之试验田，亩产60437斤。突破六万大关矣。”
9月7日，“晨间夏景凡来，据谈近往天津观农事，试验田甚多，其中亦颇有处理不当，致稻干枯萎者。云有一块有希望收获十万斤(亩产)，因而工作人员皆住于田畔，用种种方法，保其必达十万斤。恐日照犹不足，夜间则开大电灯照之。惧密植阻碍通风，则横贯中空之粗竹管，粗竹管复连中空之细竹管，以风扇送入空气。恐大雨或冰雹损及禾稼，则支架于田边，俟雨作即降帘掩护之。各地往天津观此一块稻田者，络绎不绝。如此之事，诚往昔未有之异闻也。”
9月18日，“今日报载三个消息，为中稻高产之新纪录。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之卫星人民公社，试验田亩产达61584斤，超过广东连县之60437斤。而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又高出二千馀斤。尤有高者，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竟达130434斤，真是惊人之数字，恐将为今年之最高纪录矣。”
二、大炼钢铁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开扩大会议，……决定中有一项，号召全党全民为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去年钢之产量为535万吨，倍于次数，即得1070万吨。《人民日报》社论中有云‘这样的规模和速度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9月1日)
9月17日，“上午在社中。看四天来之报纸。近日各报俱特别登载各地响应党中央之号召，大鼓干劲，努力生产钢铁之消息。……据闻今年之钢产量虽定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内定则争取达到一千二百万吨。此后逐年倍增，明年为2400万吨，1960年为4800万吨，1961年为9600万吨，1962年为19200万吨，则远远超过美国之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矣。如此之事，以我国今日之情况观之，确非夸言，当可做到。”
9月24日，“上日来全国炼铁，已形成高潮。许多省份，皆争取日产生铁万吨。又往往号召条件较好之县，日产生铁千吨。事实上，一个专区日产万吨者，已有其例。
今日接三官(注：叶至诚)信，渠在公社之炼铁厂中负责一部分技术工作。其厂出铁情况还好，其小组已得三面红旗。有一个土高炉，连续烧四十二小时，出铁1017斤。还有两炉，出铁都在六百斤以上。其厂中全是外行，均在自己摸索。”
10月5日，“迩来全国各地，无论城乡，皆熔炉齐起，各行之人俱分其时力炼铁。据闻夜间红焰烛天，蔚为奇观。”
10月6日，“目前全国约有四五千万人投入生产钢铁之战斗，决心做到今年钢产量倍于去年，达一千零七十万吨。”
10月12日，“夜间王城来谈文化部同志炼钢，数试而后成功。日来中央各机关响应号召，均在炼铁炼钢。而如小沫之小学校，亦复砌炉炼钢。余谓此等措施，教育意义盖超过经济意义。凡党之号召，必全力以赴，一也。最富政治意义之生产工作，人人研习而实行之，二也。摸过一番之后，人人知炼钢炼铁为何事，三也。以后每有类似之号召，干劲必同样奋发，四也。实践之中，思想方面，工作方法方面，人人均可提高，五也。如是想来，党之领导确属了不起。”
10月17日，“日来京中各方面均在炼钢。闻部中已炼之有时。社中与文改会均有一个炉子，社中尚无成，文改会第一炉成功，得钢一斤有馀。至诚今日傍晚笑颜相告，谓今日居然得百斤钢。大奎小沫之学校中也在炼，大奎在炉旁作辅助工作，小沫则与同学到处捡废铁。至善以晚饭后出去，谓将作击碎石块之劳动。并候至夜十二点，看第一炉钢能否有成。满子告余，菜市之卖菜者近殊减少，亦为炼钢。此真是‘全民炼钢’此举影响之深远，未可限量，固不仅生产钢铁而已也。”
10月18日，“午后两点，再到社中，听许印章讲炼钢。转炉炼，平炉炼，坩埚炼，反射炉炼，全皆讲到，余听之似懂而实未尽懂。社中同志炼已数日，用坩埚，数回皆失败，坩埚破裂。昨夜居然两炉成功，得钢十斤。现在各单位皆有出钢之规定任务，自今至月底，每日须炼得二百斤，乃可完成任务。故坩埚炼决当改换，已出外参观，明日将建一反射炉。
若我社者，以战事为喻，仅为游击小组。专门工业学校之类炼钢，乃为游击队。工厂则为正式军队。游击小组不配给原料燃料，游击队则得配给。同志皆互相勖勉，冀自游击小组升为游击队也。”
11月4日，“钢铁生产之大跃进，由于运用‘小、土、群’的办法，发动群众一起来搞。小者，小规模也。土者，土设备，土方法也。群者，群力齐作也。近日报上屡有言论提及，不仅钢铁之生产如此，其他工业亦可以用‘小、土、群’的办法，大大促进。此一号召，于各项工业之推进大有作用无疑。
与‘小、土、群’相对者为‘大、洋、群’。大者，大规模企业也。洋者，来自西方之设备与方法也。而‘大’与‘洋’亦须‘群’，谓此种大企业亦必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一起来搞也。”
11月15日，“今日报上有数大事，不可不记。其一，截至本月十日止，今年全国钢之产量已突破八百万吨。易言之，即今年尚馀五十天之时间，在此时间内能产钢二百七十万吨，即可达到一千零七百万吨之指标。以目前全国各地之巨大干劲推之，其必能达到，毫无疑义。”
12月5日，“报载截止十一月底，全国钢产量已达969万吨。尚有101万吨，本月内自可完成。因此，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必可达到无疑矣。”
12月17日，“三点，至作协炼钢之所。地在贡院直街。作协诸友曾于此炼钢，余并未参加。今日重复炼钢，为拍摄电影，作为炼钢纪录片之一部分，示作家亦在炼钢。到者皆熟友。大家依次持铁条炒钢，拍摄各历二三分钟。此当然有宣传方面之意义，然未免不真实也。”
12月22日，“今日之各报，俱印红字大标题，为1070万吨钢已生产完成。此是截至本月十九日之统计，其数为1073万吨。本年尚有十数日，并此十数日之产量而言，预计可达1100万吨。报纸叙述我国自1890年张之洞办汉阳钢铁厂，至1949年解放前夕，五十九年间共生产760万吨钢。其中年产量最高者为1943年，包括日本当时占领之东北地区在内，是年生产92万吨。若干主要之资本主义国家，钢产量自五百多万吨增至一千万吨以上，美为七年，英为卅二年，德为八年，法为二十九年，日为二十年。而我国仅为一年，可谓跃进，可谓史无前例。明年之指标为1180万吨。除此数量而外，奋斗目标为‘铁必好铁，钢必好钢，钢必成材，材必多种’。”
三、成立人民公社
8月21日，“上午在社中，看报纸与新收到之《学习译丛》。报上有有关人民公社之两篇报道。所谓公社，与乡合一，一个社其实为一个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俨成整体。粮食不按劳动日分配，而按人口之定量分配。将实行工资制，据各个社员劳力之强弱，生产技术之高下，劳动态度之良否，而发给一定量之工资，或于基本工资之外更视情形而给奖金。河南遂平县之卫星公社，论粮食，今已吃不完。猪肉，每人一年可得二百斤。到明年，每人一年可得二十四斤植物油，三十斤糖，一百尺布，每天可得一斤水果。观此数点，即可知公社之优越性尤胜于高级社矣。”
9月2日，“报载河南省农户，已有99.98%加入人民公社，此无异谓全部农业社均转为人民公社。发展之速，殊非意料。公社较之农业社。优越性更大，大要为如下数点：更可提高劳动效率，扩大公共积累，打破生产局限性，便于加强统一规划，便于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全民办一切事业，逐步消灭城乡差别，树立共产主义思想。”
9月14日，“下午天已大晴，两点半，分乘大汽车往观商庄人民公社。先由社长介绍概况，次乃参观其畜牧场、兔舍、饭堂、幼儿园、红专大学、幸福院、浴堂、商店种种设置。皆颇整洁，路旁亦如是。然此参观见物而未见人，接谈甚少，且大多数人皆在各个岗位上，所遇不多，固此，余觉印象不深。归途经大寺各庄，此为毛主席所曾视察，报上登载，大为出名。各地来参观之人殆数千，行于陇上，皆为观其试验田之高产作物。余只观其两种。一为棉，其高逾于张志公，干粗，叶大，上部犹在开花，望之宛如木芙蓉，不似平时见惯之棉。底部所结棉桃如大核桃大，已有破绽吐棉絮者。每株结桃至数十个，多至百个，此亦为向所绝无。估计此棉每亩可收子棉三千斤。又一种丰产品为小米，据云每亩可收一万斤。此犹未极度密植，若加密则产量当更多。尚有丰产红薯及白菜。白菜每棵云可达一百斤。”
四、“创造”奇迹
8月10日，“今日报上有数事可记。……大连石油研究所用‘水煤气合成’之法制油，获得成功，此是开世界纪录之事。盖其成绩超过美、英、西德也。……此一方法不受原料之限制，既可用烟煤、无烟煤、劣质煤为原料，亦可用半焦、天然气为原料。需用之设备不甚复杂，技术亦易于掌握。可与合成氨工业、民用煤气工业相联合，充分利用废气，廉价生产汽油与化工产品。此法为煤的综合利用之新方向。”
9月19日，“哈尔滨建成一座‘四不用’之大楼。四不用者，不用钢材，不用水泥，不用木材，不用红砖也。此楼以矽酸盐加玻璃丝筋与竹筋制成之大砌块为之，门窗用菱苦土(用锯末、刨花、滑石粉等材料制成)制成，暖气片系白瓷，暖气管道系玻璃制成。据云如此建筑，花钱少，修建快，质量好，当为建筑事业之新方向。”
12月12日，“今日《人民日报》登一篇《柳枝接骨术发掘记》，其事甚有意义，摘要记之。……时为1957年春，刘(达夫)已在武汉市中医院工作二年有余，得党组织之支持，即着手试验。早年刘所闻其师所说方法，颇为简单。将柳枝剥去皮层，整成骨形，安放于动过手术的两段骨头的切面之间，用以代替截去之骨头。木与骨头接触处，涂以公鸡之鲜血。缝扎之时，于肌肉及外皮敷以生肌长肉之药物。刘即按此法于狗腿上作试验……迄今年四月间，此第四狗受试验已历半年，切开其腿而视之，接上之柳木已不见。击其骨而听之，从声音亦不能辨何处为木何处为骨。为拍爱克司光照片，惟见骨木结合处隐约有一条纹路。武汉医学院为之鉴定云：柳木已骨化，形成骨组织，且骨质致密，无复柳枝残迹。后有大悟县染匠刘礼修，砸断左腿骨，自愿一试接骨术。接骨之后，结骨良好，不久即出院。各地医院闻此，或在动物身上试验，或已在人身上施用云。”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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