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中共党史上不该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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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进了复旦大学。
此刻我正在研究中共早期的党史。我中学的同学C君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复旦外文系当老师，他得知我的兴趣爱好，故作神秘地对我讲：“黄平你知道吗？”我略一思索回答：“听说过，广州起义的参加者。”“岂止是参加者，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C君说：“此人就在复旦外文系，我父亲的世交，我的前辈。”我深感兴趣，请求C君替我安排能见上黄平一面。
1980年初秋的一个上午，阳光灿烂，我轻轻叩开了黄平的家门。迎接我的是一个很有风度的老人。由于饱受病魔（肺癌）的折磨，精神不是很好，但依然风度翩翩， 只是说话很轻，吐字很慢。他拿出一叠纸递给我，说是人民出版社约他写一部回忆录，让他讲述一下二三十年代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这是部分底稿，可以让我看一下，作为参考。如还有问题，可以再谈。他斜靠在沙发椅上，微眯着眼睛。我仔细地看着他的手稿，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他依然斜靠在沙发椅上，惜字如金，慢慢地叙述着……
于是我们一同走入了那如火如荼、纷繁复杂的往事岁月……
一、舍弃优裕生活 卷入革命洪流
黄平，祖籍广东，1901年出生在武汉一个买办的家庭里。按理说，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应该是比较富裕的，但由于黄平的父母生养了14个子女，入不敷出，家道日益中落。但他二哥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对自己的母亲讲：“只要送我到美国去留学，我留学归来，一定把弟妹带大。”于是母亲变卖了自己的首饰，送老二出国留学，5年后二哥学成归来，虽然此刻父亲已经去世，他没有食言，仍然把弟妹们一个个抚养成人。
二哥对黄平特别好，就将他带在身边去了上海。二哥在复旦大学教书，黄平在沪江中学读书。他数学极差，经常不及格，但英语很好，而且平时还喜欢打抱不平，不知怎么搞的，他二哥倒挺喜欢黄平这种不安分的性格。1918年黄平从沪江中学毕业，二哥便介绍他到北京，在北京英文日报当校对。该报的编辑记者不是老外便是英国留学生，黄平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而且收入也挺高，每月有90块。要知道当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每月收入仅大洋8块。第二年，黄平跳槽到北京英文导报当总校对，收入暴涨到135块大洋！
1920年黄平由朋友介绍，又跳槽进了俄国人办的远东通讯社。远东通讯社是俄罗斯远东共和国的官方通讯社，苏联成立以后，改名为塔斯社。这个通讯社还兼有外交使团的工作。主持通讯社工作的越飞，很注意拉拢中国员工，一下子将黄平的收入增加到250元，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黄平没有负担，一个人过，外文又好，拿了钱就到外国俱乐部，与外国小女孩玩，请她们跳舞，吃西餐，打高尔夫，郊游远足，一副纨绔子弟的样子。不论是五四运动，还是其他什么运动，他一概没有丁点印象。到了晚年，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讲：当时贪玩，年轻，又有钱，真有点醉生梦死的感觉。不过，黄平在远东通讯社当翻译，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主持远东通讯社工作的先后有越飞和加拉罕，前者是孙中山先生的顾问，后者是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的顾问。
1922年十月革命节，加拉罕在北京举办招待会，大谈十月革命的成就。不光是列宁、托洛茨基，越飞和加拉罕也都是口才极好的革命鼓动家。黄平听了加拉罕的演讲，深受感动，于是便问加拉罕：“在苏联，有没有专门学习革命的学校？”加拉罕很喜欢这个个子高高性格开朗的中国小伙，有意培养他，便斩钉截铁地回答：“有，莫斯科就有这样的学校。你想去，我给你签证。”于是第二年，黄平的二哥找了两个朋友做担保，为他办了张护照，再加上加拉罕的签证和通讯社里一些朋友写的介绍信，黄平于1923年坐火车从北京经满洲里到莫斯科，进了大名鼎鼎的莫斯科东方大学。这一年他才22岁。
1921年建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几年后建立的中山大学一样，是共产国际培养中国革命家的摇篮。当黄平跨入东方大学时，已经有52位中国学生在那里就学。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任弼时、罗亦农、王若飞、聂荣臻……一个个都是鼎鼎大名的革命者。黄平与他们朝夕相处，同聚一堂，真可谓获益匪浅。由于黄平有非常扎实的英语功底，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俄语。1924年5月，他在赵世炎、陈延年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先后担任了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革命领袖李大钊、中国早期女共产党员刘清扬的翻译。除了陪他们出席国际五大，还陪李大钊游览了列宁格勒（圣彼得堡），陪刘清扬拜会了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尤其是他还担任过香港海员工会领袖林伟民的翻译。林伟民为人直爽，聪明好学，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与黄平很谈得拢。林伟民与黄平同为广东人，一个月朝夕相处，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林伟民对黄平评价很高，这对黄平今后的工作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年少得意 领导广州起义
1924年10月，罗亦农对黄平讲，赤色职工国际要在香港建一个国际海员俱乐部，有人推荐他去筹建并担任这个俱乐部的领导。这位推荐者显然就是林伟民。从上述黄平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就当过几年记者，从来没有从事过工会工作的经验。但黄平却一口答应了下来。还是罗亦农想得周到：特意批了他10天假和一笔钱，让他到黑海边上去考察一下海员工会是怎么个样子的。考察归来，黄平就启程从海参崴坐火车回国了，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在拜访他时，黄平非常坦然地对我说：“坦率地讲，我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都知之甚少。但作为一个青年向往革命，这是非常自然的。我放弃了每个月几百元的高薪，干上了整天提着脑壳的革命工作，还是要有点勇气的。”
1924年末，黄平回到上海，在党中央的一个机关里见到了陈独秀、周恩来和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这3个人以后对黄平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5年1月，黄平来到广州，见到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在广州担任中共主要负责人的陈延年。陈延年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当即任命他为中共香港党支部书记。这一回，一向大胆的黄平也吓了一跳！要知道他在莫斯科入党至今还不到1年，同时他还从未在党的会议上发过一次言！ 大革命的洪流确实造就了这么一大批的革命者。黄平怕归怕，做归做，他来到香港，不到1个月就建立起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香港海员工会，同时他也把全香港十来个共产党员组织了起来，过组织生活，学习马列主义；还第一次在香港海员工会作了公开演讲，题目是“苏联与苏联革命”，他热情洋溢的演讲，生动而又实际的举例，受到了海员们的热烈欢迎。
1925年5月1日，全国总工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黄平到广州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是由刘少奇主持的。黄平认识了刘少奇，对这位表情严肃、办事认真的革命领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刘少奇给了黄平不少实实在在的帮助。
此刻，北伐战争已开始进行，广州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无数青年，怀着理想，憧憬着未来，来到广州。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力量，党中央从全国调集力量，重组广州省委，黄平也从香港调到广州，担任了新组建的省委工委书记。当时担任书记的是陈延年，宣传部长是张太雷，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农委书记与妇女部长分别是由阮啸仙与邓颖超担任。这也标志着几年前还完全不知道革命和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一个年轻人，开始成为了党的一个上层领导。
1927年是中国革命风云变幻剧烈动荡的一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自己的盟友举起了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举行武装起义，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其中最著名的起义有三个，即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9月9日的秋收起义和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黄平即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太雷、周文雍、黄平3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
1927年4月，黄平在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和南方局军事委员。当时南方局委员仅6人，即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和彭湃，均是一代豪杰。6月初他回到广州，此刻广州在国民党反动军阀的统治下，已是一片白色恐怖。黄平与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吴毅、工委书记周文雍一道，开展工人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起义。
11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广州起义的决定，并派张太雷亲赴广州领导起义。11月26日晚上，张太雷召集广东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了党中央关于“立即暴动”的指示，并从发动总同盟罢工、组织工人赤卫队，策动张发奎的军队着手做准备。会后张太雷接受了黄平的建议，成立一个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三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总指挥部，张太雷任总指挥，黄平和周文雍立即着手将广州的各工人组织，统一改编成工人赤卫队，下辖7个联队和2个敢死队，并由周文雍任赤卫队总指挥。
12月11日凌晨4点，暴动开始，由叶剑英任团长的教导团打头阵，不久便占领了广州公安局，到了晚上，除了珠江之畔的中央银行大楼还在反动派手里以外，整个广州市区都在广州苏维埃的控制之下。第2天黄昏传来消息，说是张太雷在前线牺牲了，在公安局指挥部的黄平犹如当头挨了一棒，不知如何是好。晚上8点，黄平在指挥部召集了一次会议，决定让恽代英潜伏下来写广州起义的始末，为后辈留下一点革命史料。当时他是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的。但是到了晚上10点多，起义部队的参谋长徐光英突然出现，说是前线支撑不住了，建议指挥部所有的人都撤退。黄平采纳了他的建议，含泪撤退。起义部队一部分撤退到了海陆丰，与彭湃的农民起义军汇合；一部分去了广西右江以后，参加了百色起义。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仅2天就失败了……
之后黄平对广州起义的失败，作了深刻的反省，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成立三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是黄平向张太雷提议的，这个组织人数太少，不能担负起全面的工作，暴动起义后也没扩大。二，暴动前20天，鉴于广州邻近敌强我弱的架势，张太雷曾私下问过黄平，是否可以暴动？黄平不问理由不假思索便回答当然要暴动，此举明显是考虑不成熟。三，暴动前就决定要通知香港同志回来参加，但何时通知，黄平以保密与减少被捕风险为理由，认为越晚越好，结果叶挺、杨殷从香港回来离暴动事件只有6个小时，让这些具有丰富军事才能的指挥家来不及了解情况与着手准备。四，叶剑英是暴动最主要的力量——教导团团长，张太雷认为应早点把暴动时间告诉他，但黄平认为叶剑英刚入党不久，还是不告诉他为好，结果把暴动当作极少数人负责的事情，而这些人基本都不懂军事。五，得知张太雷牺牲以后，惊慌失措，对工人赤卫队的撤退没做任何布置，以致工人赤卫队弹尽粮绝，牺牲惨重，先后有5000多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笔者拜访他时，电视上正在热播《刑场上的婚礼》，表现周文雍与陈铁军浪漫的爱情与英勇的牺牲。黄平认为这部片子拍得不好，把革命表现得过于舒适与浪漫了。黄平对我讲，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就被捕了。当时比较混乱，黄平就让内线到监狱告诉周文雍，让他大口大口吃红辣椒，结果体温一下子飙升到40℃以上。结果转送监狱医院途中被我们的同志救了出来。第二次被捕是在李立三到广州以后，周文雍撤了职，被派到基层工作，结果牺牲了。牺牲时，《申报》还刊登了周文雍与陈铁军的照片。看了照片，大家都很悲痛。如果不是李立三的简单粗暴，周文雍是不会牺牲的。
1928年1月，李立三受中央委托到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会议，严厉批评了黄平，并作出开除省委委员，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原先黄平与周文雍一样，要派到广东西江工作，但周恩来知道了，便将他调回上海，1928年6月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
三、负责中央交通联络 护送周恩来等赴苏区
1931年，中国革命正处在万分艰难的关键时刻。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巨头之一、中央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他供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几乎所有机关，以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住址，周恩来被迫转移到小沙渡路上的一处秘密住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和他住在一起。
谁知仅过了2个月，向忠发不顾纪律，外出过夜，于6月22日早晨被捕，敌人还没有来得及上刑就叛变了。周恩来不得不再次转移，住到了山西路海宁路口一个烟杂店的楼上，一间仅10平方米左右的小阁楼里。此刻中央已决定将周恩来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他昼伏夜出，静候负责中央交通联络工作的同志到来，此人就是黄平。 1931年8月，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黄平，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要他回国负责重建因顾顺章被捕而破坏了的莫斯科与上海之间的秘密电台。共产国际交通处还专门为黄平编了一个密码，并派了一个报务员，携带了一部电台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9月黄平回到上海，与临时中央局的负责人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赵容（康生）等接上了联系。中央决定由黄平负责中央的全部交通工作，第一项任务就是护送周恩来去中央苏区。
1931年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黄平来到了苏州河畔周恩来的住所。熟悉上海的黄平虽然知道这一带的居住环境是比较差的，但他还是没有想到，作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是居住在这么一个小楼里：一条又陡又窄的木楼梯通到二楼的小阁楼里，打开房门，一间10平方米多一点的小屋一览无余，除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里面还住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一盏15支光的电灯闪着幽暗的光。黄平想到，顾顺章叛变以后，为了避免遭到顾顺章与中统特务的捕杀，王明躲到了上海市郊的一个尼姑庵里，附近还有十来个全副武装的枪手保护；博古住在霞飞路西端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而资格比他们老得多的周恩来却住在这么一个局促的小阁楼里，黄平心里不由得涌上一股苦涩。
他在屋里唯一的一个小方凳上坐下，向周恩来汇报了去中央苏区的路线：到十六铺坐与我方有关系的太古洋行轮船到汕头，然后由中央交通站驻汕头的负责人安排坐小船到大埔，随后越过封锁线从福建永定进入苏区，一切顺利的话，10天即可进入中央苏区。周恩来同意了。然后黄平递给了他一封介绍信。周恩来拆开信件，只见上面写着：“敬启者，无别……”周恩来看着，皱起了眉头，他问黄平：“无别什么意思？”黄平摇了摇头；他又问邓颖超，邓颖超也不知道。这时，杨振德老人插话了：“这是生意人的话，意思是没有别的什么事，要说的就下面这一件事……”周恩来想了想，对黄平讲：“既然我们大家都不懂，万一敌人盘查起来也会发生疑问，那就不好了。还是改一下吧。”黄平把信拿回去改了，第二天晚上又把信送给了周恩来。
该出发了。1931年11月的一个夜晚，8点钟左右，黄平又来到周恩来家里。只见周恩来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一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一见黄平，周恩来便叫他去买顶便帽。黄平跑到四川路口找了家店，替他买了顶蓝色便帽，他戴上后觉得还合适。化装完毕，他提了只小手提箱就下了楼。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也没下来。黄平雇了两辆黄包车，两人一前一后到了十六铺。黄平送周恩来登上了太古洋行的轮船。在统舱里，黄平找到了护送周恩来的枪手和交通员、中央特科的“小广东”肖桂昌，恰恰周恩来认识“小广东”。看着他们接上了头，黄平紧紧握了下周恩来的手便下船了，就这样周恩来有惊无险地进入了中央苏区。
这以后，邓颖超就根据中央决定，到黄平家里学习编译密码和拍摄文件。等到她熟练地掌握了收发密电的技术以后，也由黄平安排进入了苏区。此外，王明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离开上海，或去苏联，或进入苏区都是由黄平精心安排的。他主持中央交通工作期间，没有出过一件差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在王明、周恩来分别离开上海前，曾开过一个会，指定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赵容（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工作，前三人为政治局常委。该名单上报莫斯科共产国际时，国际又增加了刘少奇、黄平等3人，黄平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他在中共党内担任过的最高职位。
1932年初，黄平受临时中央局的指派，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当时全总的秘书长告诉黄平，要想了解上海的工人运动情况可以找刘少奇谈谈，他是具体负责这一方面工作的。刘少奇当时住在福建路一个卖镜框的店的楼上。于是黄平每星期都要去找刘少奇谈一次，一个多月下来他不仅了解了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与刘少奇也成了好朋友。
四、叛变自首后隐姓埋名 远离政治
1932年秋天，黄平受中央委派到北平视察河北一带工人运动的情况。临回上海前，他接受了中央河北省委领导的建议，到天津视察。结果，刚到天津就被叛徒出卖被捕。他被押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一开始还说自己刚从莫斯科回来，路过此处，想找个熟人借点盘缠去上海。刚开始敌人对他防范很松，晚上就住在市党部的单人宿舍里。于是当天晚上他就摘下屋顶的电灯泡，企图触电自杀，结果未能成功。等他恢复知觉醒来，只见四周已布满了特务。
天亮后，黄平就被转移到公安局关进了单人牢房。作为一个被大革命洪流裹挟进革命浪潮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没有什么很坚定的信念，尤其怕受到特务们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当天深夜提审时，他就叛变自首了。一个星期以后，他被押送到南京，在大叛徒顾顺章的威迫下，还登报写了一封自首书。
但说来也怪，共产国际，尤其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交通局的代表都不相信黄平已经叛变，他们连续几次发电报给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说这是敌人的阴谋，是敌人伪造的自首书“企图瓦解共产党人的斗志”，要求地下党有关方面尽快核实。理由是由黄平负责联络的机关没有一处受到破坏，尤其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黄平掌握的电台以及交通局等其他机关，都没有暴露与破坏。一直到1933年五六月间，宋庆龄亲自找到了黄平，与他谈了话，见到了他的颓唐与消沉，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中央这才相信黄平已经真的自首了。
黄平自首以后，由他二哥托人作保出狱，以后改名黄有恒，在苏州和上海教授英语。1934年他经二哥介绍，与柴启明结婚，倒也相濡以沫。黄平远离政治，只希望世人都把他遗忘。然而历史就是这么的捉摸不透，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初的一个早晨，他如约来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一个机关，向市委主要领导报告了自己叛变自首的经过，以及出狱后所有的经历。市委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经刘少奇批准，安排他进复旦大学外文系当教授。先是教俄语，后来教英语。1962年他还应广东省有关方面的邀请，到广州参观访问，讲述广州起义的详细经过。他望着张太雷、周文雍、叶挺、恽代英等战友与英烈的遗物与照片，真是感慨无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黄平这样的人自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鉴于黄平特殊的身份，他随即被中央接到北京，关押在某地保护了起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当我到他家时，组织上已经为他落实了政策。遗憾的是，经检查，他已患上了肺癌，已经来日无多。1980年初，北京人民出版社奉有关方面的指示，约他写一部回忆录，名字就叫《往事回忆》，作为内部出版物，供有关人员参考。于是，病患之中的黄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这部回忆录。
我到他家拜访时，此书尚未完稿，但黄平答应出版后送我一本。可惜他已经等不到这本书的出版了。1981年的7月6日，黄平因病去世，享年80岁。而他的回忆录的出版已是在这一年的年末。根据黄平的遗言，他的家属给我送来了一本。
我默默地翻阅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只见文末有一首诗，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自嘲：少年得意志气丢，不学不问不害羞。借问一生何所有，羞答错事十有九。
文末还有这么一句话：然而，所幸的是，我认为没错的那一件事就是信仰共产主义。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以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作者为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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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本文讲述的是中共党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黄平。说他不大,是因为其后半生隐姓埋名,脱离政治,几乎默默无闻;而之所以又说他不小,则由于他曾与博古、张闻天等人同为中共

本文讲述的是中共党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黄平。说他不大,是因为其后半生隐姓埋名,脱离政治,几乎默默无闻;而之所以又说他不小,则由于他曾与博古、张闻天等人同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地位可谓相当显赫。但长期以来,或许是因其叛徒身份,有关黄平的文字十分罕见,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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