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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抗战的前一年，有一位生于蜀中，却血溅白山黑水之间的抗日女英雄，她殉国时年仅三十一岁。当年，她身边的战友和群众，都亲切地称她“瘦李”，日伪军则称她是“红妆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共匪女头领”。她就是赵一曼。
笔者走访了赵一曼的出生地四川宜宾，她生活、工作和斗争的地方湖北武汉、宜昌，江西南昌、九江，上海，还有她最终献出生命的地方，试图找寻一个真实的赵一曼的人生痕迹：她的恋爱、婚姻、生子、被俘、遇害……笔者将赵一曼的命运，嵌入时代命运的缝隙中，从中撬开一角，审视着一个人的成长，和一段风起云涌的时代生活……
剪发愿做女先锋，黄埔军校一学生
笔者眼前有幅照片，照片中的赵一曼，瘦秀、骨感、成熟，嘴唇紧绷，冷峻的神情中流露出魅惑、忧郁、凌厉和深情，蕴含着罕见的高贵、勇毅、坦然和自信。而她怀抱中的幼儿，就是她唯一的儿子——宁儿（陈掖贤）。
赵一曼的故乡，在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场伯阳嘴村，如今这里早已是旧貌变新颜，但赵一曼的故居还保持着原貌，只是房子在当地解放初期就已分给农民了，现在大院里住着三四户人家。正面墙的一侧被扒掉了，四周是雕花的围墙，依稀可见昔日的繁华。
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一个富裕地主家庭，乳名叫端女儿，大名叫李坤泰，曾化名李一超，赵一曼是她到东北后取的化名。这些名字对应着她一生的几个时期，为了叙述方便，笔者统一用赵一曼这个名字。
赵一曼兄弟姊妹八人，她排行第七。八岁启蒙读私塾。别看她是女儿身，却生就一副男儿性格，倔强、好斗，经常有人闯进家中告状：“你家端女儿又跟别人打架了！”家里人闻讯赶过去，拆开酣斗的双方，一问缘由，多半又是替人抱打不平。父亲手指着赵一曼的鼻尖说：“你呀，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看你这做派，哪还有点女孩儿的味道。”
1921年，十六岁的赵一曼找到大哥李席儒，请求外出读书。兄嫂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由，表示强烈反对。愤怒中，在一个不眠之夜，她就着一盏马灯的微弱光亮，研墨铺纸，奋笔疾书，一篇《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的控诉文章，一挥而就。文章被她的大姐夫郑佑之偶尔看到后，感觉不错，替她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和个别语法修辞上的问题，推荐到重庆的《合力周报》上发表了。
在这个兄弟姊妹众多的大家庭中，赵一曼更多地受到了她的大姐夫郑佑之的影响。1891年出生的郑佑之是中共早期的五十名党员之一，人称“四川农运之王”，与恽代英交情甚笃。1931年12月21日因叛徒出卖被捕，30日在重庆牺牲。
1923年，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团支部书记。1926年1月，赵一曼考入宜宾县立女子中学插班学习，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9月进入郑佑之创办的川南中山中学学习，11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次年初入校学习。
赵一曼一迈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大门，就暗暗许下宏愿，立志做女界革命先锋，“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
赵一曼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读书期间，和罗瑞卿同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政治教官恽代英等人时常到武汉分校作报告、授课。赵一曼在这里接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
一次政治课上，恽代英（1927年1月到武汉主持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突然向讲台下的学生们问道：“艰苦比死，何者更难受？”赵一曼“啪”一声站起来，铿锵有力地回答：“死更难受！”恽代英扫了全场一眼，严肃地说：“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每时每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呢！”赵一曼久久回味着恽代英的话，受益匪浅。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赵一曼立即加入了叶挺领导的学生兵团，投身到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后来，汪精卫和张发奎在武汉分校内专抓带有四川口音的黄埔学员。在这险象环生的时刻，她接到组织上的秘密通知，派她前往苏联学习。
1927年8月，在一艘开往苏联的轮船上，四十八个中共党员起程了。他们基本上每十个人编为一个党小组，赵一曼所在的党小组组长是陈达邦，湖南长沙人，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黄埔六期有部分专业的学员合并到武汉分校），为人热情、诚恳。他的老家在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与任弼时家（湖南湘阴唐家桥，今属汨罗市）世代交好，他妹妹陈琮英1902年4月生，大任弼时两岁，自幼与任家结成“娃娃亲”。轮船行驶在长江中，风急浪高，剧烈颠簸，赵一曼不时呕吐。陈达邦每天为她端茶送饭，关怀备至。到了苏联，赵一曼和陈达邦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虽然两人不同班，但彼此接触时间长了，便陷入个人情感中难以自拔了。
异乡追寻真心爱人，因病回国宁儿出世
1928年4月，赵一曼和陈达邦结婚了。后来，肺病加身孕，赵一曼无法再坚持上课，只得向校方请假，停学休息。陈达邦也放弃学习，在家看护她。为避免两人都荒废了学业，赵一曼没有和陈达邦商量，就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请求回国。陈达邦知道后，向组织上提议，等她分娩后，两人一同回国。赵一曼对陈达邦说：“党派我们到莫斯科来，是要我们学本事的。我们一起来，本事没学到手，又要一起走，这算什么事？还是我走，你留下，不能两个人都空着脑袋回去。”
两人洒泪而别。陈达邦没有想到的是，和自己的亲密爱人、同志、战友赵一曼的这一别，竟成永诀。
赵一曼带着陈达邦写给妹夫任弼时和妹妹陈琮英的信，按照组织开出的介绍信的要求，回国后，独自来到湖北宜昌，在一条促狭逼仄的街道上，租了一间木板屋，安顿下来。1929年的春节临近了，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要临产了。房东老太太对赵一曼说：“我们这地方，有外人不能在家生孩子的习俗，如果生了，我会倒八辈子霉的，你得赶紧找地方搬走！”赵一曼一再央求老太太，老太太就是不同意。
后来，老太太家隔壁一个陌生的青年女工把她接进自己家，安置在闲置的半间砖房里栖身。过了几天，赵一曼生下一个男婴，取名“宁儿”。她过够了颠沛流离、破帽遮颜的动荡生活，太希望儿子能有一个安宁祥和的生活了。但是，似乎命中注定这种动荡的生活会如影随形地一直伴随着她。 1929年12月初，赵一曼为逃避国民党特工的追捕，抱着未满周岁的宁儿，暗行夜路，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离开了宜昌。经过二十多天的跋涉，她好不容易从宜昌到了江西九江，此时身上已囊空如洗。她转过几条街巷，找到了在一处隐秘角落里设置的联络站，接上了关系。几天后，一个黄昏，一个地下交通员带她来到一处神秘的住所，在这里，她见到了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和妹夫任弼时。任弼时从陈琮英手中接过宁儿，高举过头顶，兴奋地说：“宁儿，宁儿，你和妈妈到了姑姑姑父这儿，就跟回到了家里一样啊！”
赵一曼带着宁儿，留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参加了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筹备工作。
赵一曼抱着宁儿的照片，大概摄于1930年至1931年之间的上海。照相的那一天，赵一曼特意精心化了妆，穿上漂亮的衣服和皮鞋。之后，赵一曼就把宁儿寄养在任弼时、陈琮英家里，然后，按照中央领导的安排，和一个化名“老曹”的资深工运领袖一道，前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
哈尔滨医院策反，逃出虎穴又陷囹圄
1934年春，哈尔滨的中共组织遭到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巨大摧残和破坏，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赵一曼被任命为珠河中心县委特派员、珠河县妇女救国会会长。赵一曼到珠河以后，就把珠河（又名乌吉密河）两岸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救国会。之后，又担任珠河铁道北（滨绥线）区委书记。
赵一曼做妇救会会长期间，经常活动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在赵一曼领导下的一批妇女干部，为了不暴露姓名，使日本人无法捉摸，大家都姓起李来了。她们是用大李、小李、黑李、白李、红李、高李、矮李、胖李、瘦李、小辫李、盘头李等来区分的。群众都亲热地称赵一曼为“瘦李”“李姐”。
赵一曼的对敌行动多次引起赵尚志的关注，他主动派人同赵一曼接洽，最终促成珠河农民自卫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的合并，赵一曼任二团政治委员。
1935年5月，日本关东军“讨伐队”对哈东游击区举行夏季大“讨伐”，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为打破日军“讨伐”，留第二、第三两个团在中东铁路两侧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二团团长王惠同、政委赵一曼率全团三百多名战士活动在黑彪宫、秋皮屯、关门嘴子等地，和日本关东军“讨伐队”进行了几次战斗。
在11月上旬的一次激烈的枪战中，赵一曼的右手腕中弹负伤，和剩下的十余名战士隐藏在一家农舍的地窖中。几天后，因叛徒告密，日本关东军“讨伐队”包围了简陋的农舍。她身边的人纷纷倒下。一颗子弹飞来，打断了她左腿的骨头，她昏倒在雪地里……
赵一曼是1935年11月15日被捕的。远间警佐找到一辆马车把赵一曼拉到珠河县公署，向他的上司大野泰治交了差。
在审讯赵一曼期间，大野泰治被派到新京（长春）受训。临行前，他特意到监狱看望赵一曼，恳求她为自己留言纪念。赵一曼展纸当疆场，拿笔做刀枪，一气呵成《七律·滨江抒怀》送给大野泰治，全诗是：“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这首诗显露出赵一曼很高的文化素养、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激昂的抗日态度。
大野泰治一直像对待一件圣器一样，保存着赵一曼送他的这首《七律·滨江抒怀》。日本投降后，他在战犯管理所交出了这首诗。交出时，他“啪”的一个立正，向这页纸敬了一个虔诚的标准的军礼，然后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军人，真正的中国女子。作为一个日本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一曼女士灵魂的宽恕。”
大野泰治很快地把赵一曼从珠河县转到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押。滨江省警务厅司法科对赵一曼施行了酷刑拷问和人格侮辱。在1936年年初，以假名“王氏”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一病区监禁治疗。司法主任千叶巡官是看守负责人。
赵一曼住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发觉青年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她想试上一试。最终，董宪勋表示愿意救她出去，和她一起上山。赵一曼对董宪勋的争取，一共花了二十天时间。
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采取“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彼此相处半年多，韩勇义对赵一曼十分信任。于是，韩勇义卖掉了两枚戒指、两件大衣和其他衣物，共得六十元，准备作为逃跑时的费用。
赵一曼是一个很细致、很谨慎的女人，虽然她成功地分别与董宪勋和韩勇义建立了极其秘密的关系，但直到有了绝对把握后，她才正式把两个人相互介绍给对方。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昭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滨警特密8853号），南岗警察署司法警士松本英雄，哈尔滨市警察局特务科翻译周质彬等人，都曾简明地介绍了赵一曼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是1936年6月28日逃走的。白天，哈尔滨下了一场大暴雨。这天夜里，董宪勋在他叔父董广政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提前雇好的出租车早等在那里。开车的是一个“白俄”。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开走了。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停下来，赵一曼一行下了车，“白俄”将车开走。韩勇义早等候在那里，雇好了一个轿子，扶着赵一曼上了轿，一伙人马上向宾县方向逃去。
南岗警察署发现赵一曼逃走后，立刻开始追逃，很快从“白俄”处发现线索，后又从太古街的栅铺主人那里得知，赵一曼是由他们抬到荒山嘴子附近去的。松本英雄和千叶巡官等人，立刻驾驶摩托车追去。途中，阿什河桥被暴雨冲垮。几个人撇下摩托车，到附近村庄征到几匹马，骑马追。追到阿什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和他的叔父董广政。
赵一曼又被捕了。这时是6月30日清晨。
哈市警察厅耐受酷刑，珠河小北门高歌赴死
如果不是日本人自己对赵一曼点滴不漏地记录在案，密存于档，如今有谁会相信，一个弱女子竟能扛住日本人的、在人类酷刑史上少有的残忍暴戾呢？菏泽学院中文系的石耿立教授在《遮蔽与记忆：赵一曼》中说： 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他们寄希望于那些曾经令许多人发抖、丧失意志的酷刑能在她身上产生作用。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涩谷三郎厅长亲自作了凶残决定，专门从日本本土运来最新式的专门针对女性设计的电刑刑具。指示行刑的日本特工不要有任何顾忌，可以直接电击赵一曼身体最脆弱、最敏感的部位。
据当年参与审讯的凶手描述，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七个多小时的电刑，造成的连续不断的剧痛，已超过了任何人能够耐受的极限。先前受刑从未喊叫一声的赵一曼撕心裂肺的悲惨叫声不绝于耳……
赵一曼是1936年8月2日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毙的。在押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向千叶巡官要来纸笔，写了两份内容不尽相同的遗书。笔者在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大街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该馆的前身是伪满哈尔滨警察厅，赵一曼曾在这里的地下室受尽酷刑），倾听噙着热泪的女讲解员背诵的，就是其中的一封她写给儿子的绝笔信。全信如下：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另一封赵一曼给儿子的绝笔信，笔者是从翻阅有关赵一曼的一些资料中发现的。全信如下：
亲爱的我的可怜孩子啊：
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
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外表冷峻的赵一曼，内心炽热如火，情感饱满丰富。
两封遗书当时没有交到孩子手里，而是存入了日伪档案。
火车抵达珠河，赵一曼被押往刑场小北门。赵一曼一边走向刑场，一边唱着《红旗颂》。
枪毙了赵一曼，日本人感到胜利了，日本的共同社、时事社向全世界发了通稿，他们铆足劲，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大陆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福冈日日新闻》等报纸上卖力宣传这个“胜利”消息，称她为“赵尚志的宣传部长——红妆白马的女匪首” 。日本的《改造》《妇女俱乐部》杂志也报道了她。东京AK（现在的NHK——日本广播协会）更是通过收音机向日本全国播送，并且，在赵一曼死后仅九天，《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就新鲜出炉了。
碧血英魂赵一曼，永留遗憾身后事
赵一曼从苏联回国后，丈夫陈达邦留在了苏联。1931年，本想回国的陈达邦被打成了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被抓了起来。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赵一曼获知了陈达邦的厄运，以为他被斯大林“肃反”杀掉了，就和“老曹”结了婚。“老曹”后来在东北牺牲。
1950年，在苏联的两次“大肃反”中幸存下来的陈达邦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当了他的妹夫，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名誉主席的任弼时的秘书。陈达邦回国时，已另有妻室，但他仍多次寻找赵一曼，均无结果。1966年，“文革”开始，有些人抓住他的“托派”问题大做文章，他忍受不了，自尽身亡。
宁儿，就是后来的陈掖贤，赵一曼受命到东北领导抗日工作时，把他托付给在上海工作的任弼时和陈琮英。1934年7月，任弼时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和陈琮英把陈掖贤带回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寄养在伯父家里。新中国成立后，生父陈达邦回国，性格内向的陈掖贤未能融进这个新家，常郁郁不乐，有寄人篱下之感。他的姑姑陈琮英找到他，送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但毕业后却未能从事外交工作，原因说来有点可笑，只因个人卫生太差，不修边幅，甚至蓬头垢面。他被分配到一所学校教书。直到1956年，组织上通知已经二十七岁的陈掖贤，他的母亲是赵一曼（以前他只知道母亲是李坤泰）。他来到东北，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另一封遗书他永远无法看到了）。在母亲的遗书面前，陈掖贤不能自已！他找来蓝墨水，用钢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重重地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说组织上对这位烈士后代还是多有照顾，但他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致命的弱点：自己管理不了自己的个人卫生和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屋内的被子从来不叠，烟蒂遍地。钱总是上半月大花，后半月借债。组织上只好派人与之同住一屋，帮助整理卫生，并帮管开支。后来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每月工资发下，代管者先替他还债，再买饭票，再分成四份零花钱，每周给一份。但仍是管不住，他竟把饭票又兑成现钱去喝酒。一次他四五天未露面，原来是没钱吃饭，饿在床上不能动了。婚姻也不理想，结了离，离了又复，家事常吵吵闹闹，最后的结局是（1982年）自缢身亡。”（梁衡《你不能没有家》）
陈掖贤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陈红原在成都大件运输公司任职，现居上海。二女儿家居北京，现在美国陪读。
赵一曼纪念馆坐落在宜宾市翠屏山上。1962年4月9日，郭沫若为赵一曼写了一首情绪激昂的律诗：“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
（责任编辑/穆安庆）
赵一曼的生前身后事
笔者走访了赵一曼的出生地四川宜宾，她生活、工作和斗争的地方湖北武汉、宜昌，江西南昌、九江，上海，还有她最终献出生命的地方，试图找寻一个真实的赵一曼的人生痕迹：她的恋爱、婚姻、生子、被俘、遇害……笔者将赵一曼的命运，嵌入时代命运的缝隙中，从中撬开一角，审视着一个人的成长，和一段风起云涌的时代生活……
剪发愿做女先锋，黄埔军校一学生
笔者眼前有幅照片，照片中的赵一曼，瘦秀、骨感、成熟，嘴唇紧绷，冷峻的神情中流露出魅惑、忧郁、凌厉和深情，蕴含着罕见的高贵、勇毅、坦然和自信。而她怀抱中的幼儿，就是她唯一的儿子———宁儿（陈掖贤）。
赵一曼的故乡，在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场伯阳嘴村，如今这里早已是旧貌变新颜，但赵一曼的故居还保持着原貌，只是房子在当地解放初期就已分给农民了，现在大院里住着三四户人家。正面墙的一侧被扒掉了，四周是雕花的围墙，依稀可见昔日的繁华。
赵一曼 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一个富裕地主家庭，乳名叫端女儿，大名叫李坤泰，曾化名李一超，赵一曼是她到东北后取的化名。这些名字对应着她一生的几个时期，为了叙述方便，笔者统一用赵一曼这个名字。
赵一曼兄弟姊妹八人，她排行第七、八岁启蒙读私塾。别看她是女儿身，却生就一副男儿性格，倔强、好斗，经常有人闯进家中告状：“你家端女儿又跟别人打架了！”家里人闻讯赶过去，拆开酣斗的双方，一问缘由，多半又是替人抱打不平。父亲手指着赵一曼的鼻尖说：“你呀，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看你这做派，哪还有点女孩儿的味道。”
1921 年，十六岁的赵一曼找到大哥李席儒，请求外出读书。兄嫂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由，表示强烈反对。愤怒中，在一个不眠之夜，她就着一盏马灯的微弱光亮，研墨铺纸，奋笔疾书，一篇《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的控诉文章，一挥而就。文章被她的大姐夫郑佑之偶尔看到后，感觉不错，替她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和个别语法修辞上的问题，推荐到重庆的《合力周报》上发表了。
在这个兄弟姊妹众多的大家庭中，赵一曼更多地受到了她的大姐夫郑佑之的影响。1891年出生的郑佑之是中共早期的五十名党员之一，人称“四川农运之王”，与恽代英交情甚笃。1931年12月21日因叛徒出卖被捕，30 日在重庆牺牲。
1923年，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团支部书记。1926 年 1 月，赵一曼考入宜宾县立女子中学插班学习，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9 月进入郑佑之创办的川南中山中学学习，11 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次年初入校学习。
赵一曼一迈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大门，就暗暗许下宏愿，立志做女界革命先锋，“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赵一曼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读书期间，和罗瑞卿同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政治教官恽代英等人时常到武汉分校作报告、授课。赵一曼在这里接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
一次政治课上，恽代英（1921年1月到武汉主持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突然向讲台下的学生们问道：“艰苦比死，何者更难受？”赵一曼“啪”一声站起来，铿锵有力地回答：“死更难受!”恽代英扫了全场一眼，严肃地说：“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每时每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呢！”赵一曼久久回味着恽代英的话，受益匪浅。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赵一曼立即加入了叶挺领导的学生兵团，投身到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后来，汪精卫和张发奎在武汉分校内专抓带有四川口音的黄埔学员。在这险象环生的时刻，她接到组织上的秘密通知，派她前往苏联学习。
1927年8月，在一艘开往苏联的轮船上，四十八个中共党员起程了。他们基本上每十个人编为一个党小组，赵一曼所在的党小组组长是陈达邦，湖南长沙人，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黄埔六期有部分专业的学员合并到武汉分校），为人热情、诚恳。他的老家在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与任弼时家（湖南湘阴唐家桥，今属汨罗市）世代交好，他妹妹陈琮英 1902 年 4 月生，大任弼时两岁，自幼与任家结成“娃娃亲”。轮船行驶在长江中，风急浪高，剧烈颠簸，赵一曼不时呕吐。陈达邦每天为她端茶送饭，关怀备至。到了苏联，赵一曼和陈达邦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虽然两人不同班，但彼此接触时间长了，便陷入个人情感中难以自拔了。
异乡追寻真心爱人，因病回国宁儿出世
1928年4月，赵一曼和陈达邦结婚了。后来，肺病加身孕，赵一曼无法再坚持上课，只得向校方请假，停学休息。陈达邦也放弃学习，在家看护她。为避免两人都荒废了学业，赵一曼没有和陈达邦商量，就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请求回国。陈达邦知道后，向组织上提议，等她分娩后，两人一同回国。赵一曼对陈达邦说：“党派我们到莫斯科来，是要我们学本事的。我们一起来，本事没学到手，又要一起走，这算什么事？还是我走，你留下，不能两个人都空着脑袋回去。”
两人洒泪而别。陈达邦没有想到的是，和自己的亲密爱人、同志、战友赵一曼的这一别，竟成永诀。
赵一曼带着陈达邦写给妹夫任弼时和妹妹陈琮英的信，按照组织开出的介绍信的要求，回国后，独自来到湖北宜昌，在一条促狭逼仄的街道上，租了一间木板屋，安顿下来。1929 年的春节临近了，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要临产了。房东老太太对赵一曼说：“我们这地方，有外人不能在家生孩子的习俗，如果生了，我会倒八辈子霉的，你得赶紧找地方搬走！”赵一曼一再央求老太太，老太太就是不同意。
后来，老太太家隔壁一个陌生的青年女工把她接进自己家，安置在闲置的半间砖房里栖身。过了几天，赵一曼生下一个男婴，取名“宁儿”。她过够了颠沛流离、破帽遮颜的动荡生活，太希望儿子能有一个安宁祥和的生活了。但是，似乎命中注定这种动荡的生活会如影随形地一直伴随着她。
1929年12月初，赵一曼为逃避国民党特工的追捕，抱着未满周岁的宁儿，暗行夜路，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离开了宜昌。经过二十多天的跋涉，她好不容易从宜昌到了江西九江，此时身上已囊空如洗。她转过几条街巷，找到了在一处隐秘角落里设置的联络站，接上了关系。几天后，一个黄昏，一个地下交通员带她来到一处神秘的住所，在这里，她见到了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和妹夫任弼时。任弼时从陈琮英手中接过宁儿，高举过头顶，兴奋地说：“宁儿，宁儿，你和妈妈到了姑姑姑父这儿，就跟回到了家里一样啊！”
赵一曼带着宁儿，留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参加了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筹备工作。
赵一曼抱着宁儿的照片，大概摄于1930年至1931年之间的上海。照相的那一天，赵一曼特意精心化了妆，穿上漂亮的衣服和皮鞋。之后，赵一曼就把宁儿寄养在任弼时、陈琮英家里，然后，按照中央领导的安排，和一个化名“老曹”的资深工运领袖一道，前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
哈尔滨医院策反，逃出虎穴又陷囹圄
1934 年春，哈尔滨的中共组织遭到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巨大摧残和破坏，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赵一曼被任命为珠河中心县委特派员、珠河县妇女救国会会长。赵一曼到珠河以后，就把珠河（又名乌吉密河）两岸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救国会。之后，又担任珠河铁道北（滨绥线）区委书记。
赵一曼做妇救会会长期间，经常活动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在赵一曼领导下的一批妇女干部，为了不暴露姓名，使日本人无法捉摸，大家都姓起李来了。她们是用大李、小李、黑李、白李、红李、高李、矮李、胖李、瘦李、小辫李、盘头李等来区分的。群众都亲热地称赵一曼为“瘦李”“李姐”。
赵一曼的对敌行动多次引起赵尚志的关注，他主动派人同赵一曼接洽，最终促成珠河农民自卫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的合并，赵一曼任二团政治委员。
1935年5月，日本关东军“讨伐队”对哈东游击区举行夏季大“讨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为打破日军“讨伐”，留第二、第三两个团在中东铁路两侧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二团团长王惠同、政委赵一曼率全团三百多名战士活动在黑彪宫、秋皮屯、关门嘴子等地，和日本关东军“讨伐队”进行了几次战斗。
在11月上旬的一次激烈的枪战中，赵一曼的右手腕中弹负伤，和剩下的十余名战士隐藏在一家农舍的地窖中。几天后，因叛徒告密，日本关东军“讨伐队”包围了简陋的农舍。她身边的人纷纷倒下。一颗子弹飞来，打断了她左腿的骨头，她昏倒在雪地里……
赵一曼是 1935 年 11 月 15 日被捕的。远间警佐找到一辆马车把赵一曼拉到珠河县公署，向他的上司大野泰治交了差。
在审讯赵一曼期间，大野泰治被派到新京（长春）受训。临行前，他特意到监狱看望赵一曼，恳求她为自己留言纪念。赵一曼展纸当疆场，拿笔做刀枪，一气呵成《七律·滨江抒怀》送给大野泰治，全诗是：“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这首诗显露出赵一曼很高的文化素养、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激昂的抗日态度。
大野泰治一直像对待一件圣器一样，保存着赵一曼送他的这首《七律·滨江抒怀》。日本投降后，他在战犯管理所交出了这首诗。交出时，他“啪”的一个立正，向这页纸敬了一个虔诚的标准的军礼，然后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军人，真正的中国女子。作为一个日本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一曼女士灵魂的宽恕。”
大野泰治很快地把赵一曼从珠河县转到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押。滨江省警务厅司法科对赵一曼施行了酷刑拷问和人格侮辱。在 1936 年年初，以假名“王氏”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一病区监禁治疗。司法主任千叶巡官是看守负责人。
赵一曼住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发觉青年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她想试上一试。最终，董宪勋表示愿意救她出去，和她一起上山。赵一曼对董宪勋的争取，一共花了二十天时间。
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采取“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彼此相处半年多，韩勇义对赵一曼十分信任。于是，韩勇义卖掉了两枚戒指、两件大衣和其他衣物，共得六十元，准备作为逃跑时的费用。
赵一曼是一个很细致、很谨慎的女人，虽然她成功地分别与董宪勋和韩勇义建立了极其秘密的关系，但直到有了绝对把握后，她才正式把两个人相互介绍给对方。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昭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滨警特密8853号），南岗警察署司法警士松本英雄，哈尔滨市警察局特务科翻译周质彬等人，都曾简明地介绍了赵一曼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是 1936年6月28日逃走的。白天，哈尔滨下了一场大暴雨。这天夜里，董宪勋在他叔父董广政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提前雇好的出租车早等在那里。开车的是一个“白俄”。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开走了。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停下来，赵一曼一行下了车，“白俄”将车开走。韩勇义早等候在那里，雇好了一个轿子，扶着赵一曼上了轿，一伙人马上向宾县方向逃去。
南岗警察署发现赵一曼逃走后，立刻开始追逃，很快从“白俄”处发现线索，后又从太古街的栅铺主人那里得知，赵一曼是由他们抬到荒山嘴子附近去的。松本英雄和千叶巡官等人，立刻驾驶摩托车追去。途中，阿什河桥被暴雨冲垮。几个人撇下摩托车，到附近村庄征到几匹马，骑马追。追到阿什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和他的叔父董广政。
赵一曼又被捕了。这时是6月30日清晨。哈市警察厅耐受酷刑，珠河小北门高歌赴死如果不是日本人自己对赵一曼点滴不漏地记录在案，密存于档，如今有谁会相信，一个弱女子竟能扛住日本人的、在人类酷刑史上少有的残忍暴戾呢？菏泽学院中文系的石耿立教授在《遮蔽与记忆：赵一曼》中说：
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他们寄希望于那些曾经令许多人发抖、丧失意志的酷刑能在她身上产生作用。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涩谷三郎厅长亲自作了凶残决定，专门从日本本土运来最新式的专门针对女性设计的电刑刑具。指示行刑的日本特工不要有任何顾忌，可以直接电击赵一曼身体最脆弱、最敏感的部位。
据当年参与审讯的凶手描述，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七个多小时的电刑，造成的连续不断的剧痛，已超过了任何人能够耐受的极限。先前受刑从未喊叫一声的赵一曼撕心裂肺的悲惨叫声不绝于耳……
赵一曼是 1936年8月2日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毙的。在押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向千叶巡官要来纸笔，写了两份内容不尽相同的遗书。笔者在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大街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该馆的前身是伪满哈尔滨警察厅，赵一曼曾在这里的地下室受尽酷刑），倾听噙着热泪的女讲解员背诵的，就是其中的一封她写给儿子的绝笔信。全信如下：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另一封赵一曼给儿子的绝笔信，笔者是从翻阅有关赵一曼的一些资料中发现的。全信如下：
亲爱的我的可怜孩子啊：
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
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外表冷峻的赵一曼，内心炽热如火，情感饱满丰富。
两封遗书当时没有交到孩子手里，而是存入了日伪档案。
火车抵达珠河，赵一曼被押往刑场小北门。赵一曼一边走向刑场，一边唱着《红旗颂》。枪毙了赵一曼，日本人感到胜利了，日本的共同社、时事社向全世界发了通稿，他们铆足劲，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大陆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福冈日日新闻》等报纸上卖力宣传这个“胜利”消息，称她为“赵尚志的宣传部长———红妆白马的女匪首”。日本的《改造》《妇女俱乐部》杂志也报道了她。东京 AK（现在的NHK———日本广播协会）更是通过收音机向日本全国播送，并且，在赵一曼死后仅九天，《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就新鲜出炉了。
碧血英魂赵一曼，永留遗憾身后事
赵一曼从苏联回国后，丈夫陈达邦留在了苏联。1931年，本想回国的陈达邦被打成了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被抓了起来。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赵一曼获知了陈达邦的厄运，以为他被斯大林“肃反”杀掉了，就和“老曹”结了婚。“老曹”后来在东北牺牲。
1950 年，在苏联的两次“大肃反”中幸存下来的陈达邦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当了他的妹夫，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名誉主席的任弼时的秘书。陈达邦回国时，已另有妻室，但他仍多次寻找赵一曼，均无结果。1966 年，“文革”开始，有些人抓住他的“托派”问题大做文章，他忍受不了，自尽身亡。
宁儿，就是后来的陈掖贤，赵一曼受命到东北领导抗日工作时，把他托付给在上海工作的任弼时和陈琮英。1934年7月，任弼时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和陈琮英把陈掖贤带回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寄养在伯父家里。新中国成立后，生父陈达邦回国，性格内向的陈掖贤未能融进这个新家，常郁郁不乐，有寄人篱下之感。他的姑姑陈琮英找到他，送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但毕业后却未能从事外交工作，原因说来有点可笑，只因个人卫生太差，不修边幅，甚至蓬头垢面。他被分配到一所学校教书。直到 1956 年，组织上通知已经二十七岁的陈掖贤，他的母亲是赵一曼（以前他只知道母亲是李坤泰）。他来到东北，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另一封遗书他永远无法看到了）。在母亲的遗书面前，陈掖贤不能自已！他找来蓝墨水，用钢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重重地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说组织上对这位烈士后代还是多有照顾，但他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致命的弱点：自己管理不了自己的个人卫生和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屋内的被子从来不叠，烟蒂遍地。钱总是上半月大花，后半月借债。组织上只好派人与之同住一屋，帮助整理卫生，并帮管开支。后来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每月工资发下，代管者先替他还债，再买饭票，再分成四份零花钱，每周给一份。但仍是管不住，他竟把饭票又兑成现钱去喝酒。一次他四五天未露面，原来是没钱吃饭，饿在床上不能动了。婚姻也不理想，结了离，离了又复，家事常吵吵闹闹，最后的结局是（1982年）自缢身亡。”（梁衡《你不能没有家》）
陈掖贤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陈红原在成都大件运输公司任职，现居上海。二女儿家居北京，现在美国陪读。
赵一曼纪念馆坐落在宜宾市翠屏山上。1962年4月9日，郭沫若为赵一曼写了一首情绪激昂的律诗：“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陈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