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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大量涌现，一种打上了中国文化烙印的中国英语逐渐受到国内外语言学者的关注。然而，在国内二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英语的界定始终不甚清晰、严谨，给中国英语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本文从国内中国英语的已有定义和特征描述出发，分析了中国英语界定的混乱之处，总结出对中国英语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界定，阐述了对这两种界定所持的不同态度，并为英语教学和语言规划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中国英语；定义；广义；狭义
1.引言
随着英语作为一种“lingua franca”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国内交流，各种区域性变体不断涌现，关于英语的新名词由此产生，例如：World Englishes/Global English （世界英语），New Englishes （新英语），International Englishes （国际英语） 。（高超 2006）著名印度旅美语言学家Braj B.Kachru将世界英语划分为三个同心圈：内圈、外圈与扩展圈。内圈包括把英语作为母语的英国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新大陆英语国家；外圈包括印度、新加坡、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群岛等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双语、多语使用的国家；扩展圈国家例如中国，其英语作为外语使用，不具备官方地位。（徐晓晴 2005）在中国，从19世纪初到现在接触和使用英语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大量涌现。（潘章仙 2002）一种打上了中国文化烙印的中国英语逐渐受到国内外语言学者的关注。
然而在国内二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英语的界定始终不甚清晰、严谨，使得许多对中国英语持支持或反对意见的学者往往不是从一个定义出发或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进行争论，给中国英语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本文从国内中国英语的已有定义和特征描述出发，分析了中国英语界定的混乱之处，总结出对中国英语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界定，阐述了对这两种界定所持的态度，并为英语教学和语言规划提出一些建议。
2. 中国英语界定的混乱
2.1 中国英语的定义
综观研究中国英语的文章， 大多认为葛传槼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的概念。葛老在指出Chinese English 和China English 的区别时认为：“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如Four Books（四书） 、eight-legged essay （八股文） 、xiucai （秀才）和four modernizations（四个现代化） 等。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英译文都不是Chinese English 或Chinglish ， 而是China English 。”（葛传槼 1980 转引自杜瑞清，姜亚军 2001）可见，葛老虽未明确给出中国英语的定义，但中国英语最初是由于中国文化在英语中的对应空缺而提出的，其界定应为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与受母语干扰和影响而形成的中式英语（Chinglish）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汪榕培（1991）最早明确把中国英语定义成“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李文中（1993）对汪榕培的定义做出一些修正，将中国英语可定义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
汪、李的定义没有指明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本质区别，因为中式英语（Chinglish）是“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形成的一种“不合规范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李文中 1993），是中介语在初级阶段的表现，学习者会犯一些显性错误，而上述定义的中国英语只不过是中介语在高级阶段的表现，虽然没有显性错误，但句式和语篇仍有汉语思维的痕迹。同时李文中的定义前后矛盾，前半部分“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把中国英语界定为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不是受母语干扰和影响的中式英语（Chinglish），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句式和语篇”则把中国英语界定为中介语的高级阶段，和中式英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何来“中国特色”？
贾冠杰等（1997）把中国英语定义为“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此定义将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和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的高级阶段两种界定杂糅在一起。
上述对中国英语的定义具有里程碑意义，被中国英语研究者引用得也最多，然而定义中存在的不清晰、不一致却是不容忽视的。
2.2 中国英语的特征描述
中国英语研究者主要从语音、词汇、句法、篇章四个层面来描述中国英语的特征。
中国英语音位层面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超音段音位层面，如重音、音渡（juncture） 、弱化、同化、连读等。这些方面的“中国特色”根深蒂固，难以根除。（杜瑞清，姜亚军 2001）在词汇层面，由于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需要，通过音译、译借、语义再生等手段创造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或短语，例如jiaozi（饺子）、mahjong（麻将）、open-door policy（对外开放）、iron rice bowl（铁饭碗）、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等。在语法层面，中国英语倾向于将修饰成分前置，句子一般比较短，句法结构比较简单。（郑晶 2005）在语篇层面，“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直线型的， 英语段落是线性结构， 即从主题入手展开叙述或讨论。汉语语篇模式属于典型的东方‘螺旋式’”，受此影响，中国英语的“语篇结构注重铺垫、烘托、含蓄、委婉。”（孙太群 2006） 从以上特征描述不难看出，中国英语音位、句法和语篇层面虽不像中式英语那样包含显性的错误，但仍是汉语和中式思维影响的产物。这三个层面实际上把中国英语界定为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的高级阶段。而词汇层面则将中国英语界定为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词汇，与中介语有本质的区别，这和葛传槼提出中国英语的初衷是一致的。
通过对定义和特征描述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英语界定方面存在的混乱主要是将中国英语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混淆在一起。广义的中国英语是中国英语学习和使用者中介语的高级阶段，在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不像中式英语那样存在显性的错误，不影响交际，但仍有汉语和中式思维的痕迹，即“中国特色”。这种广义的中国英语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种使用型变体。而狭义的中国英语则是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和短语，与受母语干扰和影响的中式英语存在本质区别。
3. 对待中国英语两种界定的态度
3.1 如何看待广义中国英语的界定
对于广义的中国英语，不少学者持宽容与乐观的态度，支持其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变体，如孙太群（2006）认为中国英语“在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亦属情理之中，无对错或优劣之分”，朱跃（2004）认为“不能把一切不符合英美文化习惯的表达贬为病态成分”， 罗运芝（1998）也指出“我们有责任在传播中国文化中推进中国英语的发展，而不是挑剔”。有的学者甚至对中国英语成为一种独立的变体充满信心，例如李灵（2006）指出“既然美国英语能够顶住来自英方的攻击而成长壮大起来，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去怀疑中国英语成为英语的另一个变体的可能性。”然而也有学者持谨慎态度，如潘章仙（2002）指出承认中国英语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英语学习不再以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等规范英语为一般的标准”。
我也对中国英语持谨慎态度。首先中国英语将来不可能成为像美国英语、印度英语一样的国别变体，因为“英语的海外变体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同时不像印度、尼日利亚等国家部落语言、民族语言多而杂，缺乏通用语，“我们有全国通用的……有着深厚文化内涵且有丰富表达力的母语，无需另外一种语言用于国内交流”。（陈文存 1999）其次，对中国英语持宽容的态度甚至鼓励其成为一种独立变体会带来一系列无法承担的后果。现总结如下：
首先，影响国际交流，与英语作为世界语的功能背道而驰。
邱立中和宁全新（2002）指出“如果每个国家都将英语本土化，或者成为一种与本族语结合的混杂语或中介语而沉淀僵化，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作用将土崩瓦解。像中国这样一个把英语纯粹作为外语学习的国家都强调本土化， 要搞出‘中国英语’来， 那英语作为国语的国家， 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作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就理所当然地有了自己的‘英语’， 还有哪个国家不可以有自己的英语呢？ 巴以会谈是否需要一个巴勒斯坦英语和以色列英语的翻译呢？ 国际会议该用哪国的‘英语’呢？ 如果听任英语在世界所有国家分道扬镳， 那她作为国际语言的作用将荡然无存。”
其次，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阻碍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当我们的许多学者支持中国英语成为一种变体的时候，“英语已经本土化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它的不便与危害”。新加坡英语“已经开始制约新加坡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在外国投资者眼里， 新加坡开始失去魅力。为了重塑新加坡的国际形象， 吴作栋总理在2000 年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讲地道英语的运动， 鼓励人民讲标准英语。”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到来，讲地道英语的国家始终占据了发展制高点。印度已经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 他们在科技、军事、工业、以及航空航天和IT产业中取得的飞速进展无不得益于国民的英语素质。英语毫不例外地成为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竞争优势。但是， 政治和风险咨询公司最近对在亚洲工作的外国企业家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跟香港相比， 企业家更喜欢到新加坡投资， 因为新加坡的英语比香港好。”（邱立中，宁全新 2002）因此，对中国英语持谨慎态度，依然以英美英语为参照标准，防止中介语大规模石化，对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再次，威胁中国的语言主权，削弱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国国内长期的英语热使很多人“认为英语优于汉语，不愿意下力气去学自己的语言及文学。当代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功底整体上在下降，……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国人被英语毒害之深，还会去了解与继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吗？”（盛超 2004）无疑鼓励中国英语发展为一种独立变体会加剧汉语和中国文化衰落的局面。
最后，不利于外语教学现状的改善。
中国英语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系统的标准，肯定中国英语语音、句法、语篇方面的“中国特色”，会给教学与英语学习带来混乱。教师对自己的中式英语不会加以纠正和提高，这种参差不齐的石化了的中式英语无疑会加速学生中介语的石化。同时教师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英语的标准做参照，故而会放松对学生发音、句法、语篇的地道性的要求，更加助长了学生中介语的石化，甚至使学生的中介语在初级阶段就石化，使中式英语（Chinglish）取代中国英语成为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
3.2 如何看待狭义中国英语的界定
对于狭义中国英语的界定，几乎所有学者都持提倡的态度。的确，狭义中国英语的产生是填补中国文化在英语中的对应真空的必需。同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些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词汇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介绍和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同时，我们应该对其加强规范和统一指导。杜瑞清和姜亚军（2001）指出：“由于缺乏对中国特色词的理论研究和应有的指导性规范，中国英语词目前在使用上仍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据邵志洪（1999） 介绍，新近出版的The Macquarie Dictionary of New Words （1990） 和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ew Words （1997） 收入了fengshui 一词，但国内却仍将 ‘风水’一词译为the location of a house or tomb， supposed to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fortune of a family ； geomantic omen （吴光华1997） ； ‘太极拳’在我国出版的词典中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译为shadow boxing ，可是这个被英文词典释为fighting with an imaginary opponent ， esp. for training in boxing 的‘译名’因与中国的‘太极拳’风马牛不相及，始终未被英美人接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英美出版的词典（如Ayto 1991） 却同时无例外地收入了taichi 这一音译形式。看来我们得认真研究英语的构词法和接受力，以寻找中国特色词的构词方法，进而认识中国英语的价值。” 4. 对英语教学与语言规划的启示
4.1 英语教学的标准问题
通过对广义中国英语的探讨，我们认识到在英语教学方面，应以英美英语为标准或参照系，同时要了解其他英语变体。根据Kachru对世界英语的三圈划分，中，“在内圈国家，英语为本族语，常为其他国家英语提供规范；在外圈国家，英语为第二语言或附加语言，其自身的英语规范已经或正在形成；在扩展圈国家，英语作为外语或国际交流语言，其英语规范依赖本族语规范。”（徐晓晴 2005）中国属于扩展圈国家，必然要依靠本族语规范。英美英语虽然已被当作两种国别变体，但在提供规范方面二者在本族语乃至整个世界英语家族中的权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同时，以英美英语作为标准能确保我们输出的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广泛接受性，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竞争力。当然国际交流不仅限于英美国家，我们还要对其他区域性变体有所了解，以免只听得懂英美英语，妨碍国际交流。
4.2 英语教材改革的民族特色问题
中国英语（狭义）概念的提出使我们意识到英语教材在介绍英语国家文化的基础上，应该适当增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材料。现在我国小学、中学、大学的各种版本的英语教材中几乎没有关于中国的文章（李灵 2006），而国际交流是双向的，我们不仅要了解英美等西方文化，同时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英语教材的民族特色改革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
4.3 在语言规划方面支持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工具，同时重视汉语的地位和作用。
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必须支持英语的学习，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然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英语确实是一种很重要的西化工具”（Kachru，1988：4-5，转引自姜亚军 1995）。国内长时间的英语热已削弱了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地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因此支持中国英语（广义）变体的形成甚至让其成为一种独立的变体会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狭义中国英语固然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对其持提倡的态度也是应该的，但传播中国文化最有资格也最有效的使者还是汉语。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学汉语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充分重视汉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我国语言规划的必然要求。
5. 结语
中国英语已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的一项重要课题，而目前国内中国英语不甚清晰严谨的界定给该项课题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本文总结出中国英语广义与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中国英语是中国英语学习和使用者中介语的高级阶段，在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不像中式英语那样存在显性的错误，不影响交际，但仍有汉语和中式思维的痕迹；狭义的中国英语是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和短语，与受母语干扰和影响的中式英语存在本质区别，但愿此总结能对中国英语研究的顺利进行贡献一点微薄之力。本文还阐述了对两种界定的不同态度，即对广义中国英语持谨慎态度，提倡并规范狭义中国英语的发展，同时在英语教学和语言规划方面提供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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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青岛工学院，山东 青岛胶州 26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