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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22年出生于阳城县润城镇河头村，少时，家贫人口多，缺衣少食。1936年春节刚过，我就随着哥哥到陕北洛川学做木匠，混口饭吃，因人小力薄，经常遭到东家责骂。3月的一天，我们兄弟俩正在干活，三四个红军宣传队员到村里宣传招兵，听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俩放下工具，就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编在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三营九连，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先后参加了红军东征、平型关战役、町店战役等50多次战役战斗，负伤三次。哥哥、弟弟都先后为国捐躯。忆往昔，峥嵘岁月历历在目。
亲历平型关战役
1937年秋，平津失陷后，侵华日军分几路南下，其中一路沿平绥铁路向山西大举进攻。国民党大同守军不战而逃，致使日军横冲直闯，连陷雁北11个县，直逼雁门关、平型关。雁门关、平型关是太原的屏障，两关失守，太原难保。红军改编后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带领下，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肩负民族希望，于9月从陕北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经太原等地，向灵丘平型关开进，抵御日军的入侵。
我当时年仅16岁，是一名普通战士。为了提前赶到平型关，部队昼夜兼程，风雨无阻。快接近平型关时，路上随处可见大批国民党兵向后溃逃，他们衣帽不整，有的枪上挑着鸡、子弹袋，有的背着抢来的衣服包袱。路上看到我们向前急行军，说道：“你们这不是找死吗？日军机械化部队已开过来了。”“我们都不敢和人家打，凭你们这几支烂枪能行？”当时，日军的飞机已不定时地前来轰炸。日军的飞机一来，我军一声哨响，部队迅速化整为零进行隐蔽；日机一走，又是一声哨响，部队迅速集合，继续行军。而这些国民党兵由于缺乏统一领导，乱作一团，成为日军飞机追踪轰炸的目标。为了避免和国民党兵打交道，以免影响部队的士气，耽误行程，我们避开了大路，走小道，迅速向平型关挺进。
9月下旬，部队到达了平型关，察看地形，选择伏击敌人的地方。平型关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古长城上，是山西、河北两省的隘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两边高山耸立，沟深谷幽，阴森深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平型关到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深沟，深沟中一条简易大道是连接关内外的唯一通道，正中的一段五里长的深沟最为险要，沟底仅容一辆车缓缓通过，而两边的沟很深，较为陡峭，再往上稍为平缓，是伏击敌人的最佳地方。
9月24日，我军接到情报，说日军已向平型关开来，可能25日过关。首长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安排部署，要求主力部队于25日凌晨必须到达指定地点，准备伏击敌人。我们团担任了主攻任务。接到命令后，全体官兵迅速向预定的埋伏地点进军。
当时虽已是秋天，突然间却下起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山洪爆发。战士们身穿单衣，浑身上下都已经湿透，冷得直打哆嗦。更糟的是脚下山路又陡又滑，根本无法急行军。在穿越一个山沟时，洪水犹如猛兽，横冲直撞，战士们有的手拉手过河，有的拉着马尾巴过河。我那时人小个矮，死死拉着马尾巴才过了河。
到了预定地点，我们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为了达到让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无法迅速逃走的目的，我们必须破坏掉敌人的汽车等交通工具，这单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大家群策群力，采取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从老乡家里收集了一批铡草刀，把铡草刀背朝下，刃朝上，埋在敌人汽车经过的路上，刀刃露出地面约三四厘米。当敌人汽车从刀刃上碾过时，轮胎爆裂，整个汽车就瘫痪了。实践证明，这种秘密武器――铡草刀确实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5日凌晨，我们的战前准备工作全部结束了，单等敌人自投罗网。
向平型关开来的是日军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日军的这支部队机械化程度高，作战能力强，由于国民党军抵抗不力，他们从东北打到华北，始终没有遇到对手。因此，日军根本不把平型关中国守军当作一回事。
25日上午7点，4000多名日军开进了我们的伏击圈，前面是100多辆汽车，紧跟着200多辆大车，后面是日军的骑兵部队等。当日军全部进入埋伏圈时，我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顿时，敌人的汽车有的被我们炸开了花，有的被我们埋的铡草刀割爆了胎。前堵后塞，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敌人乱作了一团。敌指挥官迅速组织日军下车反扑。但由于我军居高临下，火力猛，敌军的反扑终难得手。我军发起了冲锋，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向日军冲击。日军以被毁的汽车、马车等作掩体进行顽抗，但最终还是挡不住我军的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后才结束。
在打扫战场时，我正高兴地在公路边从一个个死伤的日军手里把枪支弹药收拢起来，冷不防在死人堆里爬起一个活鬼子，端起枪向我瞄准射击，当我发现时已来不及还击，只听到一声枪响，子弹顺着我的头皮擦过，帽子被打飞了，头破了。我就势爬到了地上装死。当我再次慢慢抬起头时，发现这个鬼子正向一挺机枪慢慢爬去。我当即端起步枪向敌人瞄准，谁知没有了子弹。我强忍着巨痛，站了起来，端起刺刀，猛冲过去，向小鬼子的后背连捅数刀，直至小鬼子一动不动了才住手。由于我作战勇敢果断，及时消灭了这个日军，部队给我记大功一次。
平型关战役，我们击毙日军1000多人，击毁日军汽车100多辆，大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战马50多匹等，轻重物资不计其数，取得了全面抗战以来第一次对日作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唐支队作战晋城
1938年，晋城沦陷后，驻扎在晋城的日军经常出城“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狠狠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我八路军晋豫游击支队（简称唐支队）在唐天际司令员的带领下，到达晋城西北部与西北军十七师汇合，寻机打击日军。驻守在城中的日军，依托城墙、碉堡作掩护，使该城易守难攻。为了消灭日军，唐司令员计划用计诱敌出城，在城外歼灭日军。我当时是唐天际司令员的警卫员，随部队一块参加了这次打击日军的战斗。
我军预先埋伏在西凹岭一带山头。凌晨5点多，我军派出小股部队来到城西，向守在城墙碉堡中的敌人开火，骚扰敌军。日军果然中计，三四十名日军从碉堡中追了出来，我小股部队边打边撤。日军穷追不舍，等到把日军引入伏击圈内时，指挥员一声令下“打”！机枪、手榴弹齐发，打得鬼子措手不及，丢下20多具尸体，仓皇逃回了城内。
唐司令员和西北军赵寿山师长协商，估计日军要二次出城报复。因此，我军再未追击逃跑日军，迅速打扫了战场，撤退到东沟河西岸高地，准备随时应战。果然不出所料，11月，大批日军进了城，朝西凹、东沟河方面开了过来。看到日军到来，我军预先留在西凹的十几个侦察兵，远远地向日军开了火，然后向东沟河方向撤去，过了河上了西岸的高地。日军追到了河东岸，看到我军的十几个侦察兵跑上了西岸高地，怕有埋伏，就停止了追击，用山炮向河西岸高地开炮，搞火力侦察。我军按兵不动，不还一枪一炮，阵地上还是那十几个侦察兵在来回穿梭，引诱敌军冲过河。
一阵炮打过后，敌军看到我军在西岸的山坡上还是那十几个侦察兵在活动，就放心地越过了河，向山上攻击。等到敌军接近时，我军居高临下，机枪、手榴弹一齐开了火，把敌军压下去了。日军不甘心，在山炮、机枪的掩护下，反复进攻了几次，都被我军打了下去，死尸满坡，血流遍地。
天助我也！中午刚过，一声雷鸣，倾盆大雨倾刻从天而降，指挥员乘势下令吹响了冲锋号，我军官兵士气高涨，枪上刺刀，个个如猛虎下山，向日军冲去。日军死伤惨重，无心应战，急忙收兵回营，怎奈东沟河洪水猛涨，堵住了道路。我带着日语小组，向日军喊话：“嗷咦，泥红闹……”（日本兵，带枪投降不杀你），任凭你把噪子喊哑了，日军就是不投降，有的被洪水冲走，有的被打死，300多名日军就这样被消灭了。
策反伪军起义
1940年日军盘踞阳城后，重点加强了对公路干线和桥梁的防护，给我军政人员出入通行带来了许多不便。为了及时准确搞到日伪军的情报，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敌工科把我和我弟弟王锡荣抽调到地方，在端氏槐庄村参加了特工训练班，训练结束后，我二人被派往敌占区周村、贝坡、河头一带搞情报工作。我二人采用多种方法，为我方部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1943年10月，日伪警备队派了一个班的伪军来到河头龙王庙碉堡驻防。这个班的伪军班长叫岳兹润，是刘村北龙王山庄人。
原来，日军在1940年第二次侵占阳城后，为长期占领阳城，在刘村北旋空山修了两座炮楼，日、伪军各驻一个炮楼，以此来守住阳城的北大门。刘村的伪维持会为了效忠日军，竭力为日军在周围的村庄抽丁组织伪军。岳兹润就是那时候被伪维持会抽丁参加了伪警备队的，住在北旋空山炮楼内。当时我担任军分区武工队队长，为了拔掉这两个炮楼，替民除害，我向军分区首长作了汇报，并请求派兵支援。军分区当即抽调来一个连的兵力协助我武工队作战。一夜之间就把敌人的两座炮楼摧毁了，日伪军挟着尾巴逃回了阳城城内。从此，日伪军再也不敢来城北修炮楼住兵了，城北成了解放区。岳兹润当时也随同日、伪军逃回了阳城城内，因怕我方追究，三年多都不敢回刘村老家，家中音信全无。为了使岳死心塌地为他们卖命，日军的翻译又乘机说：“你的家人统统被八路军杀了。”从此，岳兹润整日心灰意冷、愁眉苦脸。
这次岳兹润带了一个班的伪军来河头龙王庙碉堡驻防后，准备在河头找房子结婚，可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听说后，主动和他联系，帮他在我家的老院东楼找了房子，并借了生活用具。他结婚后，对我感激不尽。
为了从他那里得到情报，争取他带兵投诚，我经常和岳在一起闲谈，时间长了，无话不说。他告诉了我他的身世，并说他的全家人都被八路军杀了，不知真假。我告诉岳自己好做生意，也曾去城北留村一带卖过盐，我可以到龙王山庄看看他的家人究竟怎么样，回来告诉他。过了几天，我专门化装成小商人，以卖盐为名，找到刘村龙王山庄岳兹润家，见到了他的父亲。听了岳兹润的消息后，岳的全家人高兴得问长问短，临走时我让他的父亲，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回来后，我把信交给了岳，岳见到他父亲的信，知道全家人还活着，十分高兴。我乘机开导他：“日军为了让你死心塌地为他们卖命而故意编瞎话，共产党、八路军爱民如子，决不草菅人命。”通过这件事，他对我是感激不尽，并和我结拜为干兄弟。从此后，我从岳的口中得来不少有关城内外的敌情，并及时报告了端氏联络站。
1944年春节后，岳兹润再次带一个班的伪军到河头驻防，守护河头大桥。我乘春节备了一桌酒菜，宴请岳兹润的正副班长和上等兵三四人，到我家吃喝了一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再不能错过，得劝他早日带兵投诚。聚会散后，我单独留下岳兹润又喝了一会儿酒，岳喝了个半醉。我说：“兹润老弟呀，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眼看全中国就要解放，到那时，凡是给日本人干过活的都要按汉奸论处，家人也要受连累，你还不早些找出路？你家在解放区，还不如过那边去呢。”岳说：“我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找不到合适人选引荐。”我当机立断地说：“你组织全班人带上枪弹投诚。我保你无事。”岳警觉地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是八路军。岳站起来向我敬了个军礼，并说愿听我的安排。随后，我俩详细研究了投诚方案，并把时间定为农历2月16日午夜12点。
第二天，我就打发我弟弟锡荣给端氏联络站负责人乔玉生送了一份情报，要求到时带上一个班的武装战士，到香神岭李庄村接收投诚人员，接头暗号为：拍手三下。
投诚日期越来越近，要把这十几名伪军从碉堡里连人带武器拉出来，又不被300多米处炮楼里的日军发觉，谈何容易。怎么办？经研究，我和岳定下了良策。
我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搞了三斤酒，交给了岳兹润。16日夜晚，岳兹润组织队员们喝酒，当伪军们喝得半醉时，岳悄悄地把枪栓全部下掉，藏到碉堡边的小厨房的炉炕内，大概到了深夜12点，我和我弟弟锡荣摸黑来到碉堡外，击石三下，岳打开碉堡门，我俩提着枪闯了进去，大喊一声：“举起手，站起来，谁动打死谁。”岳开口说：“我们听你的。”当即命令伪军把子弹、手榴弹统统装到了麻袋里，我向伪军讲明了弃暗投明的道理，并让锡荣把藏在炉坑里的枪栓也装进麻袋里。我在前面带路，锡荣扛着装有枪栓、子弹的麻袋和岳断后，伪军每人扛着没有枪栓的枪悄悄走出碉堡，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凌晨三四点钟，我们与接应的武工队汇合。联络站负责人乔玉生代表我方接收了投诚人员，随后立即带他们回到了解放区。
（责编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