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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13亿中国人中有着特殊感受和特殊经历的一群人。
他们，出生在1949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与祖国母亲共命运同成长。
他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正是共和国鲜活的历史篇章。
曾经，他们与共和国一同诞生，从小受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对共和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也产生了更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曾经，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共和国的建设，虽然生活艰苦，但伟大、崇高、奉献、真诚――美好的东西却始终难以忘怀。
曾经。他们的人生之路上，有阳光灿烂，也有阴霾疑云。但不管道路多么曲折艰辛，他们一路走来，风雨兼程……
现在，让我们走近六位共和国的同龄人，聆听那些留痕岁月的印记与变迁，一起在社会进步的旅程中，重温那些我们
熟悉或陌生的往事，共同见证时代前进的步伐。
风雨一甲子，盛世铸辉煌。
六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六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以此，我们希望更多的人都来记述自己的人生历程。因为我们大家的经历合起来，就是我们国家的经历，就是我们
自己创造的历史。因为这些历史，我们才会看到更加幸福、更加灿烂的未来。
心灵的跫音
口述：王敦贤 记录整理：本刊记者 陈庆 薛萍
王敦贤，四川巴中人。中共党员。曾任四川省作协文学院副主任，省作协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五、六届全委会委员。文学创作一级。著有散文诗集《跋涉者的沉思》，《心灵的跫音》、《南江桃园记性》、《蝉歌》、《何处是故乡》、《国之痛》等。
时间：2009年9月14日下午
地点：成都市锦江区大慈寺路作协宿舍原以为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省作协副主席的故事，一定又多又精彩，没想到，王敦贤那样低调，一再说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任我们“胡搅蛮缠”：就是“启而不发”。相反，说到祖国，家乡60年来的变迁，话便多得不得了，想让他“刹车”都难。那股子家乡情结啊，实在是浓得化不开……
跋涉
从穷乡僻壤到今天的都市生活，我的命运跟祖国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出生在革命老区巴中，与新中国同龄。随着祖国60华诞的来临，我也迈过了花甲之年。
60年沐浴阳光雨露，在祖国的关怀、党的教导、老师的培育、前辈的垂范和自己的努力下，我由一个孱弱、胆怯的孩子，成长为自强、自立的作家，这都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育，有了新中国，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改革开放30年。我个人命运的变迁从一个很小的方面反映了共和国60年的巨大发展与变化。
不满5岁的时候，我随父母迁居到南江县一个叫下两河口的场镇。在此，我读完小学。因为家里有4个兄妹，经济困难，再也读不起书。不满12岁时，我背上简单的行囊，来到南江县川剧团报到，成为一名川剧学徒。那时我想读书想得快发疯了，只要有时间，都会到县城南门的新华书店，找一本书，在角落里蹲着，细细地读，全然忘却身外的世界。
后来，我跟许多人一样，因为对知识的渴求，刻苦自学，也因为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改变了命运。1973年，我的处女诗作发表在刚刚复刊的《四川文艺》上，从此，我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先后成为南江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达县地区创作办公室专业作家，四川省作协文学院副主任，省作协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五、六届全委会委员。
我是幸运的。从穷乡僻壤到今天的都市生活，我的命运跟祖国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感恩祖国，感谢党，感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样的好时代。
追寻
看着家乡变化中的这一切，有时心中泛起一丝怅然，故乡在哪里
我生性是一位行者。60年来，我一直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一条路远离家乡，一条路回归故土。
从达县到成都，在与故乡渐行渐远之后，我又有了许多回到家乡的机会，在那条我深爱过又游离过的崎岖路上，我又可以还原我大巴山儿子的本来面目，去追寻通、南、巴、平大山中的种种悲欢。
“弯弯背篼一只梭，我是巴山背二哥。太阳送我上巴山，月亮陪我过巴河……”这首在巴中广为流传的民谣，道出了以前大巴山人行路的艰辛。青山连绵，孕育了巴中富饶的物产连绵青山，也曾使巴中与外界阻隔。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家乡也在渐渐地改变。上世纪60年代，巴中县与县之间的公路修通了：70年代，乡镇之间的公路也修通了。目前，巴中已实现了90％的乡(镇)通柏油路、95％的村通公路。
我欣喜地看着变化中的这一切，有时心中泛起一丝怅然，故乡在哪里?
大巴山的路修通了，崎岖山路上供来往过客打尖住宿的简陋的“幺店子”越来越少了，行进在国道上的汽车越来越多了，肩挑背扛运送物资的“背二哥”越来越少了：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南江河上的木筏子早已绝灭了踪迹，当年的放筱人不少已经作古，余下的也都渐渐老去。
大山里的岁月流动得缓慢，但毕竟流动着。少年时代见过的小河边的筒车、水磨房，山里栽秧季节使用的脚踏水车，竹篾编成的戽水的戽斗，还有用杠杆原理做成的脚踩碓窝这些曾经给过我们诗情画意的生产、生活用具，随着工业化进程尽行消失。
但是，很多不曾有过的，现在却有了啊一有了公路，有了大楼，有了汽车，有了工厂，有了电影，有了电视……在曾经被船夫水手的粗草鞋踩过、被“背二哥”的打杵棒杵过的街道上，如今，一辆辆锃亮的摩托来来往往，喇叭声撒满长街。
回归
“那是留给雀子过冬的。”在寒风中的山野，我感受到惊人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
变化太快，心中的故乡还在吗?内心酝酿了千百次，终于选择了回乡之路。
正如古典诗歌一样，虽已成为古典，但其中一些意象还存活在现代诗歌里。近10年来穿行在大巴山的经历，让我依然感到这里人民的厚重、纯朴、勇敢和善良，变化中的不变，又使我有了故乡的感觉。
我曾到通江县澌波乡十字坪采风。十字坪盛产柿子，家家户户的房檐下和竹竿上都挂满了成串的柿饼一成熟的柿子去皮，经霜风吹干的柿饼。这些柿饼除了待客外，赶场天还将拿到集市上去卖。
路上，我看见有一棵柿树上还有二三十个柿子来收，被几只雀鸟啄食着，心想，也许悬得太高，收不了吧。不料再往前走，走到一户姓罗的农家附近，我看见一株高大的柿树，几百个红亮亮柿子繁密地挂满枝头。
姓罗的村民正好在旁边的菜地里，我问他：“这些柿子早已熟透了，为啥还不收呢?”他望了一眼那满树的柿子，淡淡地说：“哦，那是留给雀子过冬的。”
这里的农民并不富裕，而他们竞把价值至少100多元的柿子留作了山中雀鸟的过冬粮食!这些朴实的山民啊，他们的胸怀何等宽广，他们的爱是何等仁厚!在寒风中的山野，我感受到了美，惊人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我胸中涌起了一股热流，眼里噙满了泪水。我又找到了故乡。
报答
泪水止不住地涌出眼眶，我迅速地“逃离”
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感情世界
离开故乡的日子，我常常追问，我是谁?
作为作家队伍中的普通一员，我的贡献很少，为什么我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々我怎样为养育了我的祖国和人民送去新鲜的氧气、片片绿荫和阵阵清风?
挎包里装着手电筒、录音机和厚厚的稿笺纸，我不停地奔波在路上。
2003年，我来到通江县松溪乡，看到一个村子的老百姓20多年来人畜饮水极为困难，有些村民得了怪病，有的造成残疾。我向省、市有关部门写信反映。省级相关部门合成了联合工作组到该地调查，结论是过去开矿造成的水污染所致。随即国家投资80多万元，从10多公里远的中林乡架设一条水管解决群众生活、生产用水，并把该村列为扶贫重点村，给了100多万元的项目资金，同时拨了35万元用以改善医疗条件。
当我再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引水工程已经开始勘测架设，救济金已经发放，扶贫项目即将实施了。
第二天，我们一行准备离开，路过村口时，公路两边站着几十个村民，手里拿着鞭炮。“乡亲们呐，我只是你们的传书带信人，当不起啊!”可是村民们不言不语，一个劲地把鞭炮放了起来。泪水止不住地涌出眼眶，我迅速地“逃离”了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感情世界，在这里，我又找到了故乡，我明白了我是谁。
我是谁?何处是故乡?有真、有善、有美、有爱的地方即是故乡。早些年，我对巴中没有故乡感，多年之后的现在反倒有了，只因为近些年来我在那里接触了一颗颗真诚、美好的心灵，在与这些美好心灵对接的时候，故乡的亲切感便油然产生了。
60年了，从一个不满12岁的川剧团学徒到省作协副主席，从偏僻的小乡镇一路走到省会成都，我的成长伴随着祖国的巨大变化。作为时代发展的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那些感动过我的事物，我都会用笔记录下来。路，还有很长，我随时还要提起笔来，去记录、歌颂那些美好的东西。
我见证了西部钢城崛起
口述：谭定忠 记录整理 刘延雄
时间：2009年9月7日中午
地点：攀钢集团矿业公司朱家包包铁
矿职工宿舍
穿过狭小拥挤的矿区农贸市场，拐过爬坡上坎的山梁，我们走进了攀钢集团矿业公司朱家包包铁矿的职工住宅区。虽然外面的气温高达39度，屋里却很是凉爽宜人。
“这还是我当上市劳动模范时，矿上破格分给我的一套三居室，当时可是享受了处级待遇，连科长这些中层干部都没资格享受哦!”在一幢现在看来明显陈旧的住宅楼里，刚刚退休的攀枝花市劳动模范、攀铜集团矿业公司离退中。第一党支部书记谭定忠两眼放光，讲起当年的创业故事显得格外自豪。当年，我来到了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
我是朱德元帅的故乡仪陇县观紫区人。1966年，那时候的攀枝花还叫渡口市，开始在我的家乡大规模招工。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好人好马上三线”，对职工各方面要求很是严格，想进三线企业工作真是不容易。仪陇县算是招工比较多的地区了，经过文化考试、体检、政审反复筛选后，全区从几千名适龄青年中挑选出300多人。也就在这一年的10月，17岁的我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三线人，从家乡到东北的鞍山钢铁厂参加了近4年的技术培训，直到1970年4月才来到攀枝花工作。
尽管做好了吃苦受累的准备，但这里的环境真是太差了，艰苦得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当时的渡口真正是一片不毛之地，连吃蔬菜都要靠从外地运来，肉食供应更困难：夏天奇热无比，常常达到40多度，好多人适应不了干燥的气候，三天两头流鼻血：吃水靠从金沙江里直接取水，放几块白矾就算过滤澄清了，好多工友喝了不卫生的水三天两头闹肚子，有的还得了慢性病：下班后想洗个热水澡也成了奢望，多数时候就仗着年轻身体棒，从江里端几盆水在烈日下晒晒冲个凉。
毕竟在老工业基地鞍山呆了好几年，我们已经适应了正规企业的工作生活环境，但攀枝花与鞍山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甚至还赶不上老家川北农村，心里难免很是失落，几个要好的老乡还私下议论过：老是宣传攀枝花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当个攀钢工人特别光荣，怎么就这个样子啊?
那时最苦的就是住房，全市没有一幢两层以上的楼房，十几万建设大军全部分散居住在油毛毡、茅草棚里，连一些相当级别的首长也不例外。我们刚来攀枝花时，连草棚也没有，花了好几天时间砍树拔草才自己动手搭起一间茅草棚，十几个工友挤在一起，算是有了遮风蔽雨的窝。不料好景不长，刚住了不到一周，有个工友乱丢烟头引着了废纸，片刻功夫茅草棚就烧了个精光。
就在心情灰暗的时候，1970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攀钢炼出了第一炉铁。我作为朱家包包铁矿选出的两名青工代表之一，参加了这个载入攀枝花史册的盛大典礼。当看着火红灼热的钢水流出高炉时，在场的人欢声雷动，口号响彻云霄。
此情此景，让我感到了作为一个攀钢人的自豪，暗暗下定决心自己是朱德元帅的同乡，一定要在这里扎根工作，为元帅故里争光，为祖国炼出最需要的钢铁!
忆往昔，创业艰难千般苦
上了年纪的攀枝花人，往往对建设初期的经历刻骨铭心。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又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创业者们不得不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种困难，同时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进发激情，为建设西部钢城添砖加瓦。
在朱家包包铁矿工作后，我很快结婚有了小家庭。说是有了家，其实不过是搭了一个勉强栖身的简易油毛毡窝棚。窝棚里的日子真是难过，夏天热得人发晕，大个大个的蚊子叮得人浑身起红疙瘩，细皮嫩肉的孩子更是痛得嚎啕大哭，大人好揪心啊!雷雨季节，高原的炸雷好似一个个定点爆炸的手雷打在头顶上，吓得人彻夜难眠。
简易窝棚既怕淋雨更怕着火。遇到风大干燥的季节，一个火星就有可能烧掉家里窝棚，甚至引燃整个棚户区。住了10年简易窝棚，我家至少被烧了三次。在创业初期的攀枝花，恐怕很难找到没有遭过火灾的家庭，遇上一家着火往往火烧连营，一次火灾殃及左邻右舍甚至十几家工友也是常有的事。
那时我在矿上当机车检修工，工作不分白天黑夜，随时一个电话就得出动，矿上生产任务重，实在耽搁不起啊!每当遇到晚上加班的时候，就丢下他们母子三人呆在简陋的油毛毡棚子里。没有男主人在家，家里顿时失去了主心骨，我们家被小偷频频光顾，多次被偷走土豆、粮食。那些年，我们一家人就盼望着能住进不怕雨不怕火的楼房，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对房子的渴望，几乎成了第一代攀枝花人的共同梦想。
我们夫妻在一块，再怎么简陋艰苦，还算是有个温暖的家。而在当时的攀枝花，享受正常的家庭温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奢侈的梦想。那些年，全市男女职工比例几乎达到10：1，很多出色的小伙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只好在老家农村娶朵“向阳花”，长期过着分居的生活。
最苦的要数创业初期从鞍钢等东北大企业调来的许多技术骨干。当时，他们大多数人
早已成家立业，为了三线建设，不惜抛妻别子来到遥远的大西南山区。由于没有住房，医院、学校等后勤生活设施也不完善，家属好多年都调不过来，他们除了承受艰苦的工作外，还要咬紧牙关忍受难以诉说的相思苦。
那些年企业职工每年只有1次为期12天的探亲假，这些正值盛年的工友们往往在途中辗转半个来月才能回到东北老家，享受短暂的甜蜜生活。好多时候，工友们酒后辛酸地吐真言“老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是十年夫妻百日情呀!”
即使是这样，当年从鞍钢调来的工人师傅们仍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工作，默默奉献。我现在都记得一位名叫王远禄的老师傅讲的话“我们这些老工人就是要像母鸡孵小鸡一样，把鞍钢好的作风和经验，全部带到攀钢来，建设好祖国的大三线”。他们说到做到，脏活累活抢着干，手把手地将宝贵经验传授给了青年工人，也把热爱企业、乐于奉献的好作风传给了大家，为攀枝花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这些青年工人也深深被他们的优良作风所感染，千方百计为企业节省开支，增加效益。我先后当过维修工、检修工、检修班长，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当检修班长时，每年为企业节省两万多元修理费，机车完好率保持在96％以上，自己也连续多年被评为单位先进生产工作者，后来成为攀枝花市劳动模范。
西部钢城，在我们手中崛起
创业初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更是青春无悔的岁月。在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下，一座西部现代化钢城在我们手中拔地而起，环境日益优美，日子越过越好。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攀枝花各种生产生活设施逐渐完善，就拿我们矿区来说吧：医院建好了、学校建好了、交通环境越来越方便……职工居住环境更是改善得越来越好。1982年，我分到三居室的房子很是神气了一阵子，让工友们眼馋得不行。没过几年又冒出更多更新的楼房，大批工友迁出油毛毡、干打垒，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再也不怕刮风下雨和火灾了，建市初期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进入新世纪后，老百姓的生活也芝麻开花节节高，衣食住行样样体面当年从矿区到市里全是坑坑洼洼的烂公路，一路颠到城里非得耗上大半天时间，加上班车又少，匆匆忙忙办了事又得往回赶，稍一耽误就不得不在城里过夜了。现在可好了，一趟公交车花1元5角钱坐45分钟就直到市中区，有时老伴儿吃了午饭进城逛超市还来得及回家做晚饭，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哦。
当年人们谈虎色变的恶劣气候环境也彻底改观：以前光秃秃的山坡上绿色植物遍布，各种鲜花盛开，处处都有镶嵌在崇山峻岭深处的亚热带植物园。才进攀枝花的时候，根本吃不到本地的蔬菜、水果，我的大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才头一回吃到水蜜桃，稀奇得不行。现如今，芒果、香蕉、樱桃……各种亚热带水果一年四季不断茬。气候也变得十分宜人，再也不像当年那样干燥得让人流鼻血了，好多外地人还专门来这里定居长住呢。
我们的子女日子也过得很好。大儿子在矿上工作，有稳定收入。小儿子辞去工作后，一个人在上海自谋职业并购买了住房，一家三口全部迁往上海定居。
我现在和老伴儿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近5000元，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了。每每想起创业之初的艰难岁月，想起当初不幸伤残的工友，想起一幕幕难忘的往事，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无限感慨之余，为自己生在了这样的一个伟大时代，见证了西部钢城的崛起而自豪!
镜像里外六十年
口述：唐正和 记录整理：本刊记者 邓灼
时间：2009年9月17日上午
地点：绵竹市小西街时代照像馆
“眼睛往这儿看，头抬一点，就这样，别动了，好!”――“喀嚓”唐正和按下了快门。“不急的话您明天采取，比快件划得来。”送走一位来照驾驶证照片的顾客，绵竹时代照像馆老板兼摄影师唐正和坐了下来。
“记者同志，您来采访我。其实我都老了，这个时代要靠你们年轻人了。您羡慕我是共和国同龄人，人生经历丰富。这倒是，我比共和国小90天，就像我的相馆取名时代一样，我的生活和我的照片都见证着60年的巨大变化啊!”
我的1950年代：服装单调、妆容粗糙的黑白照里，透出的却是热火朝天、欣欣向荣
要摆摆这60年啊，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我们国家的这60年，却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个人来说，太长了点，从哪儿说起呢。还得从我的相馆说起，因为它比我的年龄还大。
我的祖籍是宜宾江安，上世纪30年代，父亲唐靖芳到成都东亚相馆学艺。学成照相手艺后，父亲在成都开设“时代照像馆”。后来为躲避日军轰炸，从成都迁到80公里外的绵竹市。
父亲是个热血青年，您看我们相馆的名字――“时代”，取得多好，别说上世纪30年代了，就是现在，或者再过一个世纪，都透着新意。再看我的名字――正和――解放了，建国了，不打仗了，和平了。成人后，我自己还写了一首诗，第一句就是，“建国催生我斯来。”1950年代绵竹城内大概只有5家相馆。我家是最大的。父母一起经营，技术好，态度好，人缘好，所以生意也好。那时相机只是少数人可以摸到的，干相馆这行社会地位很高。又有文化，又有技术。照相的人被大家称为老师，很受人尊重，就是县里领导到照相馆，都客客气气的。
1956年。“时代照像馆”公私合营，当时的绵竹县政府聘请父亲为干部、店主任，他还参加了工商联。父亲一直干到1979年退休，2001年高寿去世。
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相馆内部都没啥大变化。一台气动快门照相机，两、三个手绘背景，几个灯，外加几样逗小孩的玩具。那时候照相，摄影师得把头钻进遮光布里，看着相机里倒立的影像，按下气动快门。
我自小在相馆长大，现在还记得，1950年代进相馆的大多是县城时尚的年轻人和文化人。那时候的人一般都拍一寸的照片，8分钱；偶尔放一张3寸或者6寸的照片，就很奢侈了。您来看那时的照片，虽然是黑白照，服装单调。妆容粗糙，但都有着“今儿个真高兴”的笑容，就像那时整个国家的热火朝天，欣欣向荣。
到了1960年代，来拍照的农民开始多起来。那时候结婚兴照结婚照，一男一女笔直站在相机前，像两扇门板一样立在那里，行内就称为“门板像”。“文革”期间，照相的人更多了。大家都喜欢穿军装，戴军帽，拿本毛主席语录来照相，有些人还要摆个“永远向前”或者“战天斗地”之类的革命姿势。直到“文革”结束后，姿势才随意起来。
我的1980年代：五颜六色、喜怒哀乐都留在了照片上，“百花齐放”的时代真正来了
我以后的经历和同龄人没什么不同，上学、下乡当知青、回城工作，唯一的区别是：1980年，回城后的我选择了自谋出路，子承父业以照相为生。
您说我意识超前，这倒不是，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当小学老师，一个是到工厂当
工人。与其重新学习，不如干家传的更拿手。我从小跟着父亲摆弄相机，再加上喜欢文学、绘画、音乐、诗歌，我心中的摄影是和这些一样高雅的门类，要干就干自己喜欢的。
上世纪80年代，民间相机很少。我记得有一年，县上从成都分了4台135珠江照相机，专门分给了4个政府部门。我当时用100块钱买了一台二手的4B海鸥120相机。再加上办执照、置办摊位的费用，自己没资本，都是老母亲赞助的。
我在县城公园，就是绵竹公园里摆摊，当时公园里有一家国营的，也有几家个体的。于是，有意无意间，我就成了绵竹第一代个体户，也成了第一代万元户。我觉得很骄傲，自己解决了温饱，还可以奉养父母。
可以这样说，从80年代开始，也就是改革开放开始，各个方面的变化就大了起来，快了起来，快得有时我们都不敢相信。
您就说这个胶卷吧。解放初都是进口的，像爱克发呀、伊尔福呀、柯达呀，后来就用我们国产的上海、公元了，再后来又有了保定胶卷，这都是黑白的。从1982年开始，就慢慢开始普及彩色的了。
刚开始，还不敢上彩色。照一张黑白的7毛钱，彩色的要两块。当时大家都收入低，谁用两块钱照相不心疼啊7再加上冲洗也不方便，绵竹还没有彩色冲印店，要跑成都。我基本上一周去一趟成都。
第一批照彩照的是时髦青年。他们可真是敢作敢为哟!您来看这几张照片，色彩和以前的蓝、灰形成鲜明对比。戴太阳镜，烫卷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皮卡，您没听过，就是皮夹克，当然都是些仿皮。这些年轻人到公园爱照相，更多的是耍朋友。您看，照片上，男女朋友牵手的有了，搂搂抱抱的也有了。各种生动的表情也有了，羞涩的、甜蜜的、激情的，还有扮出迷茫、狂野的，喜怒哀乐都留在了照片上，我感觉“百花齐放”的时代真正来了。
除了年轻人，独生子女开始多起来。妈老汉为这些独苗苗是舍得花钱的，到公园是来一次照一次。再后来，大家的收入慢慢增加了，没出过门的大爷大妈也跟着子女上公园了，全家福就多了起来。星期天，节假日，我们是忙都忙不过来。
那几年，我每月收入都在千元以上，一年就超过万元户。钱赚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尝到了，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1986年开起了相馆，“时代”的牌子又挂了起来。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婚纱照、艺术照开始流行，相馆里便开始出现各种服装了。我的相馆1990年代服装的开销最大，当时像样的服装得去苏州和上海买，一年要花上万元。
同时，照相机开始进入家庭，摄影的门槛越来越低，生意有一点受影响。不过，以我的专业角度，摄影和照相在很多时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结婚照、艺术照一类，人们还得到相馆来拍，特别是农民兄弟富起来了，上相馆的特别多，因此生意影响不是很大。还有很多单位搞活动，收集资料呀，也都请我去摄影。
我的新世纪：用影像见证绵竹的时代变迁；用心灵体味震后的人间大爱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港台地区、沿海地区同行进入四川市场，他们投入大，照片拍得也新颖，一下抢去了大部分顾客，小相馆生意空间越来越小。2000年以后，数码相机普及速度快得惊人，到照相馆拍照的人就更少了。幸好这些年各种证件多起来。身份证、驾驶证、医保、社保……各种证件比过去多多了，平均每天我要拍六七个证件照。
回忆新世纪这些年，我最有感慨的一个是新旧的变化，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见证了绵竹60年的每一个点滴：另一个就是地震给我的触动，那真的是刻骨铭心啊!
先说绵竹城的变化。
1950年代全城都是些小胡同。我们这条小西街，都是瓦房，铺板门。只有几家店面――一家做伞的、一家卖烟的、一家修车的、一家租连环画的。您看现在，就不用说了吧，成都有的，我们也差不了多少。
再说，那时的街道，瓦房低矮，成年人过路都要低头。记得街上停一辆货车，大家都很稀奇，还不敢上前摸，车子很金贵的。当时绵竹只有一家电灯公司，只供应夜间照明。每家只有一个低于25瓦的电灯，其他的都只能点“洋油灯”，就是煤油灯。您看现在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晚上的霓虹灯厢。
相馆呢，以前最多准备一个梳子，一个镜子，拍照前让顾客整理一下头发，现在，简直就是一个微型美容院。电脑也成为必备的东西，后期修饰越来越重要，好多顾客还要看着你给他处理。我都60岁了，还必须学会用Photoshop软件处理照片。至于相机、灯光和背景布，变化更是大得惊人。
说千道万，60年要说的实在太多，但5・12以后的生活却是最深刻的。我们这里是极重灾区，地震后，我们还处在惊恐中时，政府和军队就来到我们身边，成了我们的主心骨。我也就带着相机走到了救援现场。您看，这张，解放军实在太累了，躺在废墟旁的一块倒下的门板上就睡着了，我就拍下了这一排钢盔。有了这强大的支援，我们的心就稳住了。
去年7月，因为很多遗失了各种证件的人急着要补办，当时还没有电，我就自己买了台小型发电机，开始给大伙儿拍照。当时大家心里还有阴影，来的顾客摆的最多的就是伤亡、损失，到了年底，特别是今年过年开始，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因为农民的农房开始建了，城里的房子也加固完了，生活恢复了正常，消费水平也开始提高了。特别是农民兄弟，房子修好了，国家还给补贴钱，这在以前简直闻所未闻，他们来照相，就是为了办领钱的手续，那表情是相当的舒心。
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我也快60岁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培养个学生，把“时代”一直开下去。
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口述：米色拉曲 记录整理：杨桂玲 张云聪 本刊记者 周文波
时间：2009年9月9日上午
地点：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
“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于我们这一代恰好赶上民主改革的彝族同胞来说，这句话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正是凭借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春风，我们才得以走进学校接受教育，从而改变了自己和后代的命运!”回顾自己的人生，共和国同龄人――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党委书记米色拄曲一语中的。
初秋时节，西昌骄阳似火，米色拉曲的讲述更是充满了自豪和激情，从这位花甲之年教育工作者的讲述中，记者看到了一幅幅大凉山历史变迁的壮丽画卷……
边远山区里，我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彝族学生
我的家在凉山州布拖县拉达乡的～个边远高寒山村，家庭成分属于贫苦劳动者(凉山州民改时阶级划分为：奴隶、半奴隶、贫苦劳动者、富裕农民、奴隶主)。
1956年春，民主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古老的大凉山，第二年拉达乡破天荒有了第一所小学。消息传开，当地贫苦人民像过年一样，大家奔走相告：“过去只听说土司、奴隶主的后代可以读书进学堂，没想到我们这些奴隶娃子的子女也可以上学念书了。娃娃有了文化不当睁眼瞎，以后做买卖算
账也不会被人坑骗吃亏，共产党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我入学的情景历历在目拉达乡的第一个小学就设在乡政府里。1957年8月开学的时候，一共招了甲、乙两个班近100名学生，这也是我们拉达乡的第一代彝族学生。
我家离学校有好几公里，那时全靠一条羊肠小道维系与外界的交通，一路上全是原始森林，每天来回得走3个钟头。上学的时候，时而与野猪、豺狼不期而遇，一群娃娃常常被吓得提心吊胆。毕竟受旧习俗影响太深，大多数家长并没有意识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有的心疼孩子怕途中不安全，有的觉得认得几个字会简单的加减法就行了，还是干活挣工分划算。从读二年级起，陆陆续续有不少同学辍学回家，到了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全农业社的8个同学居然只剩下我1个人了。
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粮食不够吃，父母三番五次催我回农业社挣工分补贴家用。我想读书但又不忍家里负担太重，而且小我几岁的弟弟一天学都没上过，作为长子更应该为家里分忧。我只好辍学回家，在家里帮着干农活。每次路过学校时，我都眼巴巴地站在教室外边，好想重新捧起书本，专心致志听老师讲课啊。
老师一直放不下我，主动上门找父母谈心“拉曲这娃娃脑子灵，将来一定很有出息，千万莫把他耽搁了，咬咬牙苦几年，孩子以后成才了一定会好好回报你们的!”
困难时期过去了，家里日子稍好过一点，父母又同意我继续念书，好心的汉族老师还挤出微薄的工资给我买作业本。就这样，我成为全社唯一一个上完高小的人。1965年夏天，布拖中学面向全州招收第一批学生，除本县外，美姑、昭觉等地的学生也蜂拥而来。考试好紧张啊，招生名额只有100个，而考生超过了500人。幸运的是，我与4个拉达乡同学一起过关，成为布拖中学的首届初中生。
好多年后，我都感叹，如果不是好心老师的帮助和父母听进了劝告，自己得以重返学校读完高小并考上了初中，等待自己的又将是另一种命运了。
当上代课教师，知识改变了我和彝族孩子的命运
1968年，由于受文革影响，布拖县正在筹办的高中停办，初中毕业的我只好回到家里务农。那些日子里，我也十分苦闷，读了10年书，到头来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与一字不识的同龄人干一样的农活，有时还受辍学小伙伴的奚落：“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土里刨食挣工分，有啥用?”
郁闷归郁闷，我务农之余还是爱看书学习，因为自己尊敬的班主任老师在临别时语重心长叮嘱过：“同学们，大家不管毕业后干什么都千万莫丢掉书本，你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课堂上学的东西即使现在用不上，将来总有一天也会派上用场!”
老师说得真准呀!1969年秋天，当时的拉达公社为了方便高寒山区的彝族孩子就近上学，决定在二大队的第7生产队和第8生产队开办两个小学巡回教学点。办教学点需要教师，大队的干部们选来挑去最终定了我，理由有三：外来知识青年文化水平高但不懂彝族语言，和学生沟通有困难：两个教学点相隔4公里需两天往返一次，不熟悉路的人穿越原始森林怕出危险：在全大队的彝族知识青年中，我是唯一上完初中的人，而且家住7队，不用专门安排住处。
教学点的条件十分简陋，春天可以挤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上课，秋天要储藏粮食，我们就只好搬出来，在大树下的空地上支块黑板上课。几十个娃娃近的用家里拿的小板凳，远的随便找块石头坐。两个教学点只有我1个老师，从一年级至三年级，语文、数学、体育、政治样样包干，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尤其辛苦的是，我得在两个教学点之间来回奔波。每天早上5点多钟我就要起床，一路疾行两个多小时才能赶到8队的教学点，按时上课，放学后又要走两个小时山路才回到家。乡亲们常跟我开玩笑说：“米色老师，公家人都是8小时工作制，你两头不见太阳，每天摊下来怕是10个钟头也不止哦!”
那年头，读书无用论也一度在大凉山区盛行，好多学生对上学没兴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迟到早退成了家常便饭。有的家长动辄就想让孩子辍学，我总是耐着性子劝他们：“娃娃一定要好好上学才有出息，我就是念完初中才当上了民办教师。天天挣全工分不说，每月还有6块钱代课津贴，家里打油盐酱醋足够了，日子不是好过得多吗!”
遇上当年辍学的小伙伴想让子女退学，我就不大客气了，甚至当面责备他们：“你自己都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咋个现在又让儿女重蹈覆辙呢?现在不让孩子好好读书毁了他们的前程，你就不怕以后娃娃懂事了埋怨父母，不孝顺你们吗”?
1969年至1972年，我在3年代课教师期间一共教育了80多名小学低段学生。令人欣慰的是，在这3年中，我负责的两个教学点在全公社所有教学点中不仅学生流失率最低，而且在低段升高段的统一考试中，学生平均成绩竟超过了当时公社中心小学同年级学生，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后来，我教过的这一批学生中，有十几个人当了教师和国家干部。其中7队的米色阿博还担任了布拖县特木里镇党委书记。好多年后，米色阿博碰到我还连声道谢：“米色老师，当初要不是听你的话坚持上学，我也没有今天了!”
1972年秋天，我因为工作出色，被推荐到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深造，从此走出了大山深处的拉达乡。
由于读完中学当上代课教师，我的个人命运得以改变：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又使一批孩子改变了命运，这实在是人生中一段值得回味的经历。
见证巨变，大凉山发展赶上好时代
我从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学成归来，已是“文革”末期，先是分在布拖师范学校教了8年书，先后带过的3届学生，主要分布在老凉山州的9个县。直到现在，我到好多地方出差，仍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当地干部亲热地称我老师。
后来，赶上80年代初期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浪潮，我于1983年调任布拖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随后相继担任布拖区委书记、县委常委等职务：1992年，调任州民族师范学校党委副书记。后来任书记，前不久退居二线任调研员。
时间过得真快，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个人也恰好参加工作40年，从事教育30年。回首往事，好多同龄人都夸我运气好，初中毕业就当了民办教师，教了3年书又推荐上大学，后来又赶上知识分子受重用的年代，成为拉达乡第一个县级干部，每一步都走得顺顺当当。
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有今天的好日子，首先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在凉山州实行的民主改革。不然的话，像我们这种贫苦劳动者家庭，在黑暗的奴隶社会稍遇灾荒年景，就有可能因借贷欠债成为奴隶主的“锅庄娃子”而彻底丧失人身自由，堕入痛苦的深渊，哪里还有什么个人前途哟。
其次，是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如果不坚持念完高小，就进不了布拖县第一所中学，更当不成民办教师：如果没被推荐上大学，也就没资格在师范学校执教，后来更不可能转行
从事行政工作。说白了，倘若没有文化，再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溜走。
因为有了知识文化，不仅改变了自己个人的命运，较好的家境也使儿女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而有所作为。我的三个儿女分别是党校、师范学校和小学教师，两个女婿也在政府部门工作，孙儿、孙女成绩也不错，一家三代过着乐滋滋的好日子。
我身边熟悉的同学朋友情况也差不多，当年读了书的几个人分别成了教师、国家干部。他们的子女也大都学有所成，当上了国家公务员或教师、干部等公职人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小的时候，识文断字的彝族干部寥寥无几。现在，从州、县到乡、镇、学校，读过大学、研究生的彝族干部随处可见，这都是国家扶持民族地区教育的硕果啊!
凉山60年的变化，被外界称为“一步跨千年”，我个人切身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为自己生在这个好时代而庆幸。我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从“门外汉”到高级检察官
口述：李道成 记录整理：刘德华 陈菊华 高颖
时间：2009年9月9日
地点：江油市检察院
我叫李道成，是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检察院(原江油县人民检察院)一名四级高级检查官。我1949年12月出生，与新中国一同成长。1979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我由部队转业到江油县检察院工作至今。我见证了第一辆自行车“警车”，与检察院一同成长，同事都尊称我为“李老”。年近花甲，忆起60年与新中国同行、30年与检察事业同行的峥嵘岁月，我激动不已。
从“保家卫国”到“维护公平正义”
1969年，年轻的我带着对解放军大学校的好奇与向往，怀揣着保家卫国的梦想，勇敢地报名参军入伍，被分配到条件最为艰苦的西藏开始军旅生涯。面对西藏严酷的工作生活条件，从小就习惯吃苦耐劳的我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副连长。在载从军的10年，新中国多灾多难“文化大革命”，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的去世，唐山大地震，作为一名“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解放军战士，这一切让我对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堪为担忧。
从粉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我见证了新中国从灾难中慢慢崛起，国家在大举恢复工业、农业、商业、科技等领域，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健全了法制，成立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正是这场审判，让我认识到了法律工作的神圣，对从事法律工作有了向往，从此，与“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9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当时江油县检察院刚刚重建，条件比起其他单位要艰苦得多，许多同志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甚至还有人找到检察院，要求检查身体，让工作人员哭笑不得。组织上简单介绍完各单位情况，征求我的个人意愿时，出于对法律的向往，和“保家卫国”的责任感，我毅然选择了“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院。
到检察院不久，就发生了件让我啼笑皆非的事检察院只在县公安局借了一间18平方米的长条形办公室，10来个人都挤在里面。为了能摆下办公桌，除门的位置外，其余3面墙都是挨着摆放办公桌。大家面向墙壁背靠背而坐，整个办公室被桌椅挤得满满当当，中间的通道所剩无几。坐在最里面的干警不论进去或出来，全体同志都必须起立，才能让出一条通道来。因此，每当里面的干警要过通道，大家就喊：“领导检阅，全体起立!”
一天，突然一声“领导检阅，全体起立!”，让一名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同事，习惯性地立正、敬礼。他敬了半天礼不见动静，只看到大家捂着嘴笑，更不见有领导来，便小声问我：“领导怎么还没来?”这让大家更是笑弯了腰……
从“门外汉”到高级检察官
我和一些新调入的同志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法律，对法律是名符其实的“门外汉”。针对这种情况，检察院在全院开展了学习活动。时任检察长魏永发还安排办案能手，结合实际案例，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进行讲解，使大家掌握法律知识，尽快熟悉本职工作，确保案件质量。由于我及其他一些新调入的同志肯学肯钻，法律知识突飞猛进，很快由一名“门外汉”成长为能独立办理案件的“检察官”。随后，我先后在反贪局、法纪科、办公室、监所科工作。
时间是检验成果最好的标准。几十年过去了，我坚持原则，办理的百余件案件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没有一件“冤、假、错”案发生。如今，经历了“79刑法”和“97刑法”的我，已经是全院13名四级高级检察官之一。我的战友、部下、同学，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成了生意场上的佼佼者，无论在金钱还是地位上，我都无法与他们相比，可我依然快乐地工作着。我认为当领导也好，当老板也好，当办事员也好，还不都是在为共和国添砖加瓦?大家都一样，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由于参加工作早，我在办理自己案件的同时，还尽力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对年轻同志进行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成长起来。
检察院的第一辆自行车“警车”
警车作为检察院变革中的一个小小的符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检察院在现代化进程上的发展与进步。
江油县检察院刚重建时，所有同志因公外出都没有交通工具。1978年底，一名干警凭着在县公安局工作过10多年的关系，到公安局“借”了一辆上海永久自行车厂第一批出产的旧“永久”牌自行车，使检察院终于有了“第一辆警车”，结束了大家外出办事只能步行的历史。
对于这件来之不易的宝贝，当时负责管理它的会计兼出纳张静萍格外爱惜，不管谁要想使用它，都要做到两个必须：必须因公外出：必须经检察长同意。于是，我们就骑着这辆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自行车，查办案件、报送材料、外出开会，风里来、雨里去，走遍了江油的山山水水，在乡镇、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自己平凡而坚实的足迹。
“第一辆警车”一直陪伴大家走了近两个年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拥有了印着“检察”两个大字的正式侧三轮摩托警车――“第二辆警车”。随着后来县(市域经济科学发展，警车的更新换代更加频繁，先后又有了微型面包车、吉普车、桑塔纳、广州本田共10余辆。
随后，“第一辆警车”被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纪念物，被大家送进了储藏室。但直到现在，在我心中最有地位的，仍然是那见证了检察机关30年发展历程的“第一辆警车”。举报人与被举报人同罪
上世纪80年代初，原雁门公社党委书记冯某和区财粮干事魏某向检察院举报，雁门区公所财粮干事李某在任雁门公社财粮干事期间涉嫌贪污。我与两位侦查员一道调查此案。在冯某、魏某两人的积极支持下，李某贪污公款4000余元一案很快被查清，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然而，我认识到案情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在侦查李某一案时，声东击西，审查了雁门区
公所和雁门公社的账目，同时审查了雁门公社每个村的账目。我们发现，冯某在任区公所财粮干事期间，存在贪污问题：魏某任公社财粮干事也存在贪污问题!随后，冯某因贪污罪锒铛入狱，魏某因贪污罪被免予刑事起诉。两名举报人和一名被举报人，这3名昔日的财粮干事，最终都因为贪污罪落马。
纠正错案，一封感谢信送到手中
一天，一份在押人员高某向检察院控申科反映其刑期计算有问题的材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心想，决不能让错案在自己手中发生，即便是在押人员，也要保障他的合法权益。
我翻阅大量案件材料，仔细审阅和多方调查，发现高某在2004年4月22日因涉嫌盗窃罪被刑拘，于同年9月23日被取保候审，后又因涉嫌盗窃罪于2006年3月29日被刑拘。而江油市法院(2006删初字第133号《刑事判决书》上的刑期起止时间是2006年3月29日起至2009年3月28日止，没有折抵高某2004年4月22日至9月23日羁押的时间，即少折抵5个月零2天。
经过细致的审核，我认为这是一起刑期计算错误案，随即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要求折抵高某先行羁押时间，被法院依法采纳。随后江油市法院以书面通知重新确定高某的刑期起止时间为2006年3月29日起至2008年10月26日止。
高某知道后十分感动，对我努力为一个犯人纠正错案的行为深表感谢。他马上提笔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我的手中。这封薄薄的信满含沉甸甸的感谢，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更加热爱的同时也倍感责任重大。
这是我检察生涯办理的最后一案。因为年龄原因，此后我不得不退下办案的第一线，从事传帮带和辅助工作。
行将退休，新生活才刚刚开始
看看我们检察院的发展状况人员学历从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生―博士生；打字机从刻蜡板―手动打字机―286电脑―386―486―586―液晶电脑，交通工具从自行车―摩托车―吉普车―桑塔纳―广州本田；办公场所从18平米―上百平米―几百平米―近2000平米；人员从10人―30多人―50多人―79人。
我们就是共和国发展的一个缩影。看到新中国从当年的“一穷二白”逐渐走向“国富民强”，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更好，我亲眼见证了新中国和检察机关的发展与变迁，感到无比欣喜。
今年12月，我就要光荣退休。面对被地震损毁的办公楼和干警住宿楼，我痛心疾首。但我不会灰心丧气，当年我们那么艰苦的条件都挺过来了。今天的灾难，有党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一定能克服，检察事业会发展得更好。
我行将退休，新生活才刚刚开始……
成都第一代个体户的快乐生活
时间：2009年9月9日上午
地点：成都市城隍庙电器市场
“需要监控设备么?我给你推荐这个品牌，质量绝对有保证……价格嘛，可以商量噻……”林华昌在自己的店铺内忙得不可开交。这位60岁老人从当小贩开始，闯荡成都商界，成为改革开放后成都第一代个体户，最终在城隍庙市场打拼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的身上几乎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成都个体户的发展历史。
与贺龙“约会”我迟到24天
1950年1月23日，就在贺龙司令员率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成都的第24天，我出生了。父亲他们开玩笑说，“你家伙原本该与解放军一同来成都的，肯定是在肚子里贪玩，耽误了20多天，没有见着贺龙将军进成都时多么的威武。看来这家伙是个不爱凑热闹的人!”
那时，我们家住解放北路。后来听父辈讲，北门大桥到梁家巷这一条街，旧名“簸箕街”，为纪念解放军1949年底从北门入城解放成都，改为解放北路的。
父亲是个小商贩，每天上午出去卖瓜子，傍晚哼着小调回来，将一叠钞票交给母亲，随后便到隔壁茶馆坐起，悠哉喝茶等晚饭。童年记忆有些模糊，但茶馆内男人们咿咿呀呀的哼唱声还是有印象，他们唱得最多的就是一首民谣：清早起来不新鲜，心想成都耍几天。一出东门天涯石，二出南门五块砖。三桥九洞石狮子，青羊宫里会神仙有一天，父亲带着我到了资阳中和镇乡下，我大伯居住在那里。“娃娃，你现在就是大伯的儿子了哈。”那时我还没满4岁，虽然大哭大闹了一阵，最终还是安静下来。原来，大伯膝下无子，多次恳求父亲，要把我过继给他。加上我妹妹也出生了，母亲又有了身孕，父亲也就同意了。
养父养母都非常疼爱我，让我很快融入新家。记得刚去没有多久，就是腊月二十三。当天，养父起了个大早，便上集市去，中午时分回来了，从兜里掏出一块麻糖，就是麦芽糖，也叫丁丁糖，放在了灶头。我以为是给我买的，于是趁养父转身到院坝去的机会，将那块麻糖吃了。“糖呢?那是我供奉灶神的!”养父发现那糖还在我嘴里吧唧吧唧时，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不过很快又微笑着说“没关系，吃了就吃了，明年我好好孝敬灶神就是了。”
原来，在乡下那时有祭灶神的风俗。听养母讲，灶神是一家之主，他要在每年二十三这天夜里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人间善恶。老百姓害怕被灶神冤枉，这一天要供祀灶糖，用甜蜜的麻糖粘住灶王的嘴巴，只让他讲好话，不讲坏话。
打陀螺的快乐时光
1958年有了新的景象。
我上学了!那个时候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能上学，但我还是很兴奋，听说学校里有很多伙伴，那样一定更好玩了。于是，背着黄布包，走了6里多路，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
“树叶落，打陀螺”。说的是天凉快了，娃儿都开始玩起了打陀螺。那时候，伙伴们都没有什么玩的，打陀螺自然成为我们的最爱，其实，那是一种既驱寒又能锻炼身体的运动。
那时候冬天好像特别冷，虽然人人手脸都被冻得彤彤红，但小伙伴们谁也不怕天气寒冷，在院坝当中打着陀螺。这时不管是谁，玩到高兴处，只要一摘了头上棉帽子，头顶上顿时冒出腾腾热气。吃晚饭时间到了，随后，村里呼唤声此起彼伏。有的喊破喉咙，也不见孩子回家，于是气冲冲提着扫帚赶来，一扫帚挥出，闪得快的没事，反应慢了，准被打个跟斗。随后，大伙儿作鸟兽散。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到老天抹黑看不见，那总是不算完、不散伙的。
打陀螺也有比赛，不限人数，而且参赛者全都是以个人的资格参与的。比赛时领头的为每个参赛者划出一块相等大小的领地，有一人喊出“预备―开始!”这时每人用不同的方法让自己的陀螺旋转起来，并允许用手中的鞭子抽三下，多抽者判定为输，旋转时间短的判定为输，旋转时出了所划场地范围的也判定为输。抽完三下，便一起停下，叫作“定位”。这时就看谁的陀螺旋转的时间最长。那便是优胜者。
陀螺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荣誉，用好木制成的陀螺沉甸甸的，稳定性好，自然占上风。一天中午，比我大两岁的“牛娃”献出妙计：“你们家那棵樱桃树不错，砍了，弄个陀螺，冠军是你的!”那棵樱桃树是养父10多年前栽下的，每年都挂很多果，给我们解了不
少馋。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拖着弯刀我就把它“撂”倒了，直气得养父跺脚。为了避免我向其他果树下“黑手”，养父特地上山给我弄了一段青枫木回来，又亲自给我做了两个大陀螺。嘿嘿，果然不凡，战绩有了提升，偶尔还得个冠军!整个冬天心里都暖洋洋的。
结婚穿上了“的确良”
“阿哥阿妹的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妹呀，永远在我身旁……”说到1971年，我就要吟唱这首《婚誓》恋歌了。
这一年的5月，附近刘家乡的姑娘赵碧珍被媒人领着到了我家。
长辫子，瓜子脸，长得标致水灵，羞羞答答的。坐在院坝里，我只是偷偷看了她几眼，觉得还不错，她忽然扑哧一下笑了起来，大家都很诧异，我再看她时，发现她一直在瞧我的衣领。呵呵，原来是我的衣领惹笑了她。
当时我们比较闭塞落后，青年人想打扮漂亮，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假领”，也就是用白线钩一条不宽的边子，镶嵌在外衣的领口上，冒充白衬衣。在得知有媒人上门后，我缠着养母专门连夜给我赶做的。本想洋盘一下，不料连夜赶制竟然少了一截，成了阿珍的笑料。幸好媒人随即发话了：“你们没有意见哕?那就定下来了哈。我找人给你们合一下八字。”媒人根本就没有征求我们两个的意见，便定下了我们今生姻缘。其实，她问不问都一样，我们两个彼此都还是很满意的。媒人提着养母给的大腊肉，带着阿珍就走了。没过几天，就来信说八字舍得上，年内结婚。
半块肥猪、20斤大米、20斤花生……养母东赊西借，终于凑齐了6担彩礼。彩礼倒是凑齐了，可是我自己的“行头”还没有着落，至少应该添置一件“的确良”。当时，的确良这种高档货，非常罕见，因为只有成都等大城市才有得卖。
养母知道我的心思，偷偷从邻居大婶家借了一筐谷子，背到粮站卖了，给我缝了一件“的确良”。
结婚一年之后，我们有了孩子。养父身体多病，长期住在成都姑姑家休养，负担自然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不得不想方设法找点钱补贴家用。那个时侯，当地人只有靠编箩筐卖来挣钱。白天出工干活，晚上点着煤灯加班编织，两个晚上可以赶一担箩筐出来。然后拿到供销社去，可以赚1元多，可以去市场上买两斤多米。于是，每天晚上我都会编到12点过，日子还比较平稳。再苦再累，看一眼旁边自己的女人和娃儿，心里还是甜滋滋的。
转眼到了1980年，包产到户开始了，人们不用集体出工，自家田地自己知道什么时候抢收抢种，空闲时间也多了起来。
在成都的养父捎话来，说成都的小买卖还做得。那时候在成都北东街有个农贸市场。于是，我就背了20斤炒花生坐火车到了成都，两天时间就卖光了。买花生8毛钱一斤，拿回家自己炒，在北东街市场可以卖一块五到两块钱，除去来回路费四块六，还有赚头，比编箩筐划算。
从那以后，我隔三岔五便背花生到成都来卖，成为了一个专门转卖花生的小商贩，家里日子也慢慢滋润起来。
我的摊位就是人们消费的“睛雨表”
我喜欢唱歌，那时候天天哼着歌曲，“甜蜜的事业，甜蜜的事业，无限好哕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哕喂……”我的生意便是我的甜蜜事业。不愁吃，不愁穿，日子一天比一天有盼头，心里高兴呀，自然天天歌不离口了。
从1982年开始，我便独身一人在北东街市场开始正儿八经经商，加入了改革开放后成都第一代个体户的行列。开始的时候人们的消费很单一，卖的品种也比较单一，就红糖和花生，那是人们的抢手货。
慢慢地，我发现到我摊位上询问其他商品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要胡椒粉，有的要水果，有的要木耳等土特产…人们生活逐渐有了改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于是，把自己的摊位改成了干杂店，人们需要啥，我就进哪种货。到了1991年，我有了两万元。那个时候可不是个小数目了，觉得自己富裕起来了。
1993年，成都开始流行彩灯，人们俗称它为“满天星”，饭馆、酒楼、歌厅、休闲中心等，都要装上它，一闪一闪的，特别惹人注目。又有钱赚了，我赶紧调整进货品种，主攻彩灯。
1993年10月，成都33频道开播，引爆电视产品消费市场，成都开始大量普及彩色电视。可以这样说，那时候，与电视有关的配件什么的，有好多卖好多。我也不能错过这个机遇呀，于是决定转战城隍庙，卖起插件来。1996年音响又火起来，我们也跟着浪潮赚了些钱。
到现在，我仍然在城隍庙经营电子产品，不过，目前经营的是监控系列产品。我们个体户就是这样，什么是消费热潮，我们就经营什么产品。说自己的生意就是整个四川消费市场的“晴雨表”毫不为过，人们包包里钱多了，舍得买新潮产品，经济不行，我们的生意也就不好。
有车有房，儿孙满堂。我现在很满足。一路走来，我还是感谢政府，有好的政策我才有今天呀，没有好政策，哪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在地震发生后，我捐了2000元，我女儿、儿子、老婆，包括孙子们都捐了钱。台湾发生水灾，我又捐了钱。我一直这样告诫自己要懂得感恩，没有共产党，我可能还在山沟沟里脸朝黄土背朝天。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啥说的，出人出力嘛!
我的愿望是明年退休，然后带着妻子开车到北京去，看看天安门，爬爬长城。之后坐飞机到祖国宝岛台湾旅游一圈。
风雨同行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
他们，是13亿中国人中有着特殊感受和特殊经历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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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出生在1949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与祖国母亲共命运同成长。
他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正是共和国鲜活的历史篇章。
他们与共和国一同诞生，从小受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对共和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也产生了更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曾经，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共和国的建设，虽然生活艰苦，但伟大、崇高、奉献、真诚――美好的东西始终难以忘怀。
曾经，他们的人生之路上，有阳光灿烂，也有阴霾疑云。但不管道路多么曲折艰辛，他们一路走来，风雨兼程……
现在，让我们走近四位共和国的同龄人，聆听那些留痕岁月的印记与变迁，一起在社会进步的旅程中，重温那些我们熟悉或陌生的往事，共同见证时代前进的步伐。
四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四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此，我们希望更多的人都来记述自己的人生历程。因为我们大家的经历合起来，就是我们国家的经历，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历史。因为这些历史，我们才会看到更加幸福、更加灿烂的未来。
我见证了西部钢城崛起
谭定忠，攀枝花市劳动模范，攀铜集团矿业公司第一党支部书记
我是朱德元帅的故乡仪陇县观紫区人。1966年，那时候的攀枝花还叫渡口市，开始在我的家乡大规模招工。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好人好马上三线”，对职工各方面要求很是严格，想进三线企业工作真是不容易。仪陇县算是招工比较多的地区了，经过文化考试、体检、政审反复筛选后，全区从几千名适龄青年中挑选出300多人。也就在这一年的10月，17岁的我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三线人，从家乡到东北的鞍山钢铁厂参加了近4年的技术培训，直到1970年4月才来到攀枝花工作。
尽管做好了吃苦受累的准备，但这里的环境真是太差了，艰苦程度远远超出大家的想像。当时的渡口真是一片不毛之地，连吃的蔬菜都要从外地运来，肉食供应更是困难无比。夏天奇热难耐，温度常高达40多度，好多人适应不了这种气候，三天两头流鼻血。吃水是从金沙江里直接取水，放几块白矾就算过滤澄清了，好多工友喝了不卫生的水三天两头闹肚子，有的还得了慢性病。下班后想洗个热水澡也是奢望，多数时候就仗着年轻身体棒，从江里端几盆水在烈日下晒晒冲个凉。
那时最苦的就是住房，全市没有一幢两层以上的楼房，十几万建设大军全部分散居住在油毛毡、茅草棚里，连一些相当级别的首长也不例外。刚来攀枝花时，连草棚也没有，我们自己动手花了好几天时间砍树拔草才搭起一间茅草棚，十几个工友挤在一起，算是有了遮风蔽雨的窝。不料好景不长，刚住了不到一周，有个工友乱丢烟头引着了废纸，片刻功夫茅草棚就被烧了个精光。
就在大家都心情灰暗的时候，1970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攀钢炼出了第一炉铁。我作为朱家包包铁矿选出的两名青工代表之一，参加了那个载入攀枝花史册的盛大典礼。当火红灼热的钢水流出高炉时，在场的人无不欢声雷动，口号响彻云霄。
此情此景，让我感到作为一名攀钢人的自豪。我是朱德元帅的同乡，我要在这里扎根工作，为元帅的故里争光，为祖国炼出最好的钢铁！
创业初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更是青春无悔的岁月。在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下，一座现代化钢城在我们手中拔地而起，环境日益优美，日子越过越好。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攀枝花各种生产生活设施逐渐完善，就拿我们矿区来说吧，医院建好了、学校建好了、交通环境越来越方便……职工居住环境更是改善得越来越好。1982年，我分到三居室的房子，很是神气了一阵子，让工友们眼馋得不行。没过几年又冒出更多更新的楼房，大批工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建市初期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进入新世纪后，老百姓的生活也芝麻开花节节高，衣食住行样样体面。一趟公交车45分钟就直到市中区，有时老伴儿吃了午饭进城逛超市还来得及回家做晚饭，这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哦。
当年刚进攀枝花的时候，我大儿子小学三年级才第一次吃到水蜜桃，稀奇得不行。现如今，芒果、香蕉、樱桃……各种水果一年四季不断茬。气候也变得十分宜人，再也不像当年那样干燥得让人流鼻血了，好多外地人还专门来这里定居长住呢。
我们子女的日子也过得很好。大儿子在矿上工作，有稳定收入；小儿子辞去工作后，一个人在上海自谋职业并购买了住房，一家三口全部迁往上海定居。
我现在和老伴儿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近5000元，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每每想起创业之初的艰难岁月，想起当初不幸伤残的工友，想起一幕幕难忘的往事，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无限感慨之余，为自己生在了这样的一个伟大时代，见证了西部钢城的崛起而自豪！
镜像里外六十年
“眼睛往这儿看，头抬一点，就这样，别动了，好！”――“喀嚓”唐正和按下了快门。“不急的话您明天来取，比快件划得来。”送走一位来照驾驶证照片的顾客，绵竹时代照像馆老板兼摄影师唐正和坐了下来。
我比共和国小90天，我的生活和我的照片都见证着60年的巨大变化啊！
要说这60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算长。可是，我们的国家在这60年里，却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哪儿说起呢？还得从我的照相馆说起，因为它的年龄比我还大。
五十年代：进照相馆的大多是县城时尚的年轻人和文化人。那时候的人一般都拍一寸的照片，8分钱；偶尔放一张3寸或者6寸的照片，就很奢侈了。您别看那时的照片是黑白照，虽然服装单调，妆容粗糙，但却有着“今儿个真高兴”的笑容，就像那时整个国家的热火朝天，欣欣向荣。
六十年代：那时候结婚流行照结婚照，一男一女笔直站在相机前，像两扇门板一样立在那里，行内就称为“门板像”。“文革”期间，照相的人更多了。大家都喜欢穿军装，戴军帽，拿本毛主席语录来照相，有些人还要摆个“永远向前”或者“战天斗地”之类的革命姿势。直到“文革”结束后，姿势才随意起来。 八十年代：五颜六色、喜怒哀乐都留在了照片上，“百花齐放”的时代真正来了。
这以后的经历我和同龄人没什么不同，上学、下乡当知青、回城工作。唯一的区别是：1980年，回城后的我选择了自谋出路，子承父业以照相为生。
您说我意识超前？这倒不是。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当小学老师，一个是到工厂当工人。与其重新学习，不如干家传的更拿手。我从小跟着父亲摆弄相机，再加上喜欢文学、绘画、音乐、诗歌，我心中的摄影是和这些一样高雅的门类，要干就干自己喜欢的。
上世纪80年代，民间相机很少。我记得有一年，县上从成都分了4台135珠江照相机，专门分给了4个政府部门。我当时用100块钱买了一台二手的4B海鸥120相机，再加上办执照、办摊位的费用，都是老母亲赞助的。
九十年代中期：港台地区、沿海地区同行进入四川市场，他们投入大，照片拍得也新颖，一下抢去了大部分顾客，小相馆生意空间越来越小。2000年以后，数码相机普及速度快得惊人，到照相馆拍照的人就更少了。幸好这些年各种证件多起来，身份证、驾驶证、医保、社保……各种证件比过去多多了，平均每天我要拍六七个证件照。
回忆新世纪这些年，我最感慨的是新旧的变化，见证了60年的每一个点滴。
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也快64岁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培养个学生，把“时代”一直开下去。
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于我们这一代恰好赶上民主改革的彝族同胞来说，这句话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正是凭借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春风，我们才得以走进学校接受教育，从而改变了自己和后代的命运！”回顾自己的人生，共和国同龄人――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党委书记米色拄曲一语中的。
我的家在凉山州布拖县拉达乡的一个边远高寒山村，家庭成分属于贫苦劳动者（凉山州民改时阶级划分为：奴隶、半奴隶、贫苦劳动者、富裕农民、奴隶主）。
1956年春，民主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古老的大凉山，第二年拉达乡破天荒有了第一所小学。消息传开，当地贫苦人民像过年一样，大家奔走相告：“过去只听说土司、奴隶主的后代可以读书进学堂，没想到我们这些奴隶娃子的子女也可以上学念书了。娃娃有了文化不当睁眼瞎，以后做买卖算账也不会被人坑骗吃亏，共产党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我入学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拉达乡的第一个小学就设在乡政府里，1957年8月开学的时候，一共招了甲、乙两个班近100名学生，这也是我们拉达乡的第一代彝族学生。
我家离学校有好几公里，那时全靠一条羊肠小道维系与外界的交通。一路上全是原始森林，每天来回得走3个钟头。上学的时候，时常会与野猪、豺狼不期而遇，一群娃娃常常被吓得提心吊胆。毕竟受旧习俗影响太深，大多数家长并没有意识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有的心疼孩子怕途中不安全，有的觉得认得几个字会简单的加减法就行了，还是干活挣工分划算。从读二年级起，陆陆续续有不少同学辍学回家，到了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全农业社的8个同学居然只剩下我1个人了。
老师一直放不下我，主动上门找父母谈心：“拉曲这娃娃脑子灵，将来一定很有出息，千万莫把他耽搁了，咬咬牙苦几年，孩子以后成才了一定会好好回报你们的！”
好多年后，我都感叹，如果不是好心老师的帮助和父母听进了劝告，我得以重返学校读完高小并考上了初中，等待自己的又将是另一种命运了。
由于读完中学当上代课教师，我个人命运得以改变：因为工作的缘故，使一批孩子改变了命运，这实在是人生中一段值得回味的经历。
60年的变化，被外界称为“一步跨千年”。我个人切身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为自己生在这个好时代而庆幸。我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从“门外汉”到高级检察官
李道成，高级检查官。1949年12月出生，与新中国一同成长。
1979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我由部队转业到江油县检察院工作至今。忆起60年与新中国同行、30年与检察事业同行的峥嵘岁月，我激动不已。
1979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出于对法律的向往和“保家卫国”的责任感，我毅然选择了“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院。
我和一些新调入的同志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法律，对法律是名副其实的“门外汉”。针对这种情况，检察院在全院开展了学习活动。时任检察长魏永发还安排办案能手，结合实际案例，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进行讲解，使大家掌握法律知识，尽快熟悉本职工作，确保案件质量。由于我及其他一些新调入的同志肯学肯钻，法律知识突飞猛进，很快由一名“门外汉”成长为能独立办理案件的“检察官”。随后，我先后在反贪局、法纪科、办公室、监所科工作。
时间是检验成果最好的标准。几十年过去了，我坚持原则，办理的百余件案件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没有一件“冤、假、错”案发生。如今，经历了“79刑法”和“97刑法”的我，已经是全院13名四级高级检察官之一。我的战友、部下、同学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成了生意场上的佼佼者，无论在金钱还是地位上，我都无法与他们相比，可我依然快乐地工作着。我认为当领导也好，当老板也好，当办事员也好，还不都是在为共和国添砖加瓦。大家都一样，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警车作为检察院变革中一个小小的符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检察院在现代化进程上的发展与进步。
检察院刚重建时，所有同志因公外出都没有交通工具。一名干警凭着在县公安局工作过10多年的关系，到公安局“借”了一辆上海永久自行车厂第一批出产的旧“永久”牌自行车，使检察院终于有了“第一辆警车”，结束了大家外出办事只能步行的历史。
对于这件来之不易的宝贝，当时负责管理它的会计兼出纳张静萍格外爱惜，不管谁要想使用它，都要做到两个必须：必须因公外出；必须经检察长同意。于是，我们就骑着这辆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自行车，查办案件、报送材料、外出开会，风里来，雨里去，走遍了江油的山山水水。在乡镇、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们平凡而坚实的足迹。
“第一辆警车”一直陪伴大家走了近两个年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拥有了印着“检察”两个大字的正式侧三轮摩托警车――“第二辆警车”。随着后来县（市）域经济科学发展，警车的更新换代更加频繁，先后又有了微型面包车、吉普车、桑塔纳、广州本田共10余辆。
“第一辆警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纪念物，被大家送进了储藏室。但直到现在，在我心中最有地位的，仍然是那见证了检察机关30年发展历程的“第一辆警车”。
我们就是共和国发展的一个缩影。看到新中国从当年的“一穷二白”逐渐走向“国富民强”，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更好，我亲眼见证了新中国和检察机关的发展与变迁，感到无比欣喜。